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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大勇只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山东师大举办的古代文论年会上见过一次，一起游览趵突泉，多有交谈。大勇外表沉静，比我同年龄时肯定更显得老成，但我能感觉到他的血气方刚。他的导师严迪昌先生，是我在南大读书时敬重的师长，严先生的《清词史》和《清诗史》也是我熟读的著作。大勇身上似乎有着和老师相通的气质，只 是更内敛一点罢。古人论画，有作家，有士气，严先生正是那种有士气的学者，大勇于此颇能仿佛老师。在趵突泉边散漫的闲谈中，我立刻感觉到这一点。听他谈起严先生的学问，我觉得他是得师门真传的。自此浮云一别，鱼雁往还，不时读到他的文章，也觉深得严先生的学问真髓、笔墨灵性，不仅治学秉承师教之多而已。 学者的学术品格通常取决于人的气质，无论是从事于考据还是理论研究，气质都决定了我们处理资料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将“作家”和“士气”移用于学术，那么有士气的学术必出于血气方刚的学人，必出于孔子所谓不忮不求、所谓上达、所谓弘毅乃至狂狷的气质。如今学界通将“士”理解为知识分子，“士气”也就可以说是决定知识分子品格的人文精神。大勇的学术路径，是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上冠以“人文”二字，成为人文化的社会—历史批评，仅这一点已豁然坦露他的士气。 《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是大勇的博士论文，是对清初台阁诗人群体的系统研究，大概也是第一部涉及这一课题的专著。庙堂原是个带有堂皇气象的政治空间概念，在历史上也称台阁或馆阁。从感觉上说，“馆阁”一词更接近文史职司，而“台阁”则泛指朝廷中枢机构的官职。虽然上至宰辅下迄吏曹，品级悬若云泥，但毕竟出入中禁，密迩清要，相比奔走风尘的郡邑官僚，自有一种清望之感；较之山林方外之士，则更以《庄子》所谓魏阙和江海为象征，构成两个对立的想象空间。而由此产生的诗歌也被标签为两种诗体，那就是周镐《鹿峰先生诗序》所说的：“诗之体有二，曰馆阁体，曰山林体。馆阁体昉于《雅》《颂》，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为周公、召公、尹吉甫之徒；山林体则昉于《风》，吟啸乎禽鱼而流连乎月露，聊以适己意焉，劳人思妇、衡门考槃之流所为作也。故居山林而慕馆阁为俗为谄，处馆阁而效山林为伪为矫。”（《犊山类稿》）由于馆（台）阁体总让人联想到封闭的作家圈子和内容贫乏、形式单调的酬唱，文学史上的台阁作家像大历才子、西昆体、明初三杨之类，都不曾博得好评，当然也引不起人们的研究兴趣。然而作为文学史的重要现象，台阁文学是没有理由被忽视的，清初的台阁文学更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方。因为明代以来的官僚制度，使科举成为出仕的惟一途径，而科举成功的杰出文人又主要成为台阁官僚，这使得台阁成为文学家的集散地，台阁官僚中出现的重要作家要远富于山人逸民。虽然明清之交的遗民文学一直是文学史重点评述的对象，但回到当时的文学语境，台阁作家仍应该说更多地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成就。更何况置身于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纠缠于夷夏、满汉、新旧、朝野等多重文化、民族、政治的冲突中，台阁作家的立场和心态之复杂多样，情感体验之深刻莫测，在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大勇的博士论文以这么一个重要而夙为学界忽视的群体为研究课题，学术意义自不待言。 台阁作家都是前朝旧僚和本朝新贵，其中“贰臣”的历史定论长久以来左右着今人的意识和评价，以致遮蔽了当时士大夫真正的价值自居之所在，以前我在《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选择》（《学术的年轮》）一文中曾专门辨析这个问题。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本书人文化的社会—历史批评的两个要点，更进一步明确：（１）它是指向对活动主体“人”的终极关怀，更加珍视人的生命、尊严，尊重人生价值的多元选择，因此“宽容”成为首要主题；（２）在具体操作中，优先引入人文本位的价值标准，淡化政治、道德评价标准的话语霸权，同时也不排斥其合理元素，以谋求总体观照的中正与平衡。这向上一路的见识，使作者更深刻地认识和阐述了台阁诗人的切身处境与文学活动，他努力发抉和彰显的当时台阁诗人那种特有的疏离于权力中心的冷寂心态，让我们看到一个与一般对台阁诗人的想象和理解不一样的诗人群像。 我至今以为，清初的遗民不宜作为一个特定群体来看待，因为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太复杂，人也太复杂，形形色色的人物难以大而化之地归类，只能一个一个地区别对待。大勇用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台阁诗人群体也是复杂的，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具体个案的具体分析取代以往笼而统之的狭隘判断，将这些人物一个一个地从“燕台七子”、“金台十子”等历史名称中离析出来，将历史上的抽象名词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唐宋以前的文学史研究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稀少的史料只能勾画出粗线条的史迹。明清文学的丰富史料却像是满地露出矿苗的富矿，向学者释放着探索的诱惑。清代文学是异常丰富的，又是十分复杂的，清代文学的复杂性首先在于资料的繁富，资料的繁富带来难以穷尽的可能性。 仅就诗歌而言，大勇在“绪言”中曾按人均１０卷４００首计算，推量清诗的总量应在４００万首以上，为《全唐诗》的８０倍。这应该说是个很保守的估算，根据新校定的唐诗数量是约１００倍。还有一种更直观的计算法，即现知清代别集有４万余种，将《全唐诗》的每一首诗扩充为一部诗集（其中乾隆皇帝的诗集甚至比《全唐诗》的篇幅一倍还多），那就是清诗的总量！浩瀚的文献为细致梳理文学现象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增加了处理资料的规模和难度。大勇这部著作在读书上是下了功夫的，且不说涉猎文献之富，它所揭示的现象和问题也很多。我做清初诗学研究，写到顺康雍三朝诗学的演进时，曾据薛所蕴别集中的材料，提到刘正宗、薛所蕴在顺治间京城诗坛产生的影响，以为前人没注意到。及读大勇的书稿，才知道他已有专门论述，并引彭志古《桴庵诗》，说明刘、薛与王铎在当时有“三大家”之目，不禁自愧孤陋。 如此丰厚的清代文学史料，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穷尽的，只有凭藉学界群体共同努力，而且需要相应的学术规划和组织实施，不断开拓新的视阈，尽量避免重复劳动。在目前，多做一些范围适当的专题研究，不失为扎实推进清代文学研究的有效策略。事实上，近几年完成的一批博士论文，如曹虹《阳湖文派研究》、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罗时进《清初虞山派诗歌研究》、王达敏《桐城派的建立与乾嘉学派关系研究》、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等等，都让我们对清代文学的某个领域、某个时期或某个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只要保持一定的学术投入，持续地进行发掘，用不了多久，清代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就会全面改观。看到大勇《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这样的课题和细致的工作，我由衷地感到鼓舞，欣慰之情不亚于自己写出新的论著。正是这种心情，驱使我贾连日译校《终南山的变容》的余勇，写下这篇文字。 我一向觉得，请人作序和为人作序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并曾在《金陵生小言》里举前人的议论申说这一点。大勇知道我的想法，仍旧驰书征序，不外乎是以为我近年也从事清初诗学研究，有资格评价他的工作。实则清初诗坛，诗家和诗集都极为繁富，我所涉猎的只是若干于诗学有贡献的人物，本书研究的对象我并不很熟悉。况且依我看，对于读者即将阅读的著作来说，无论序言有多少评论，都好似佛头著粪，全无必要费此雌黄。因此我就不赘举本书的内容和价值了，只记下一点阅读原稿的随感，以志欣喜之情，并申祝贺之忱。 （资料来源：博览群书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