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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旨是讨论19世纪美国各级政府对待社会暴力的不同态度。社会暴力，亦称暴民行为或骚乱(riots，violence，civil disorder)，是指一些民间团体或乌合之众为发泄仇恨和不满而采取的暴力行动。暴民行为往往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并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照理是任何法治国家都不能允许的。①美国虽然号称是一个法治社会，但在它立国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形形色色的暴民行为却层出不穷。不过，虽然学者们在研究暴民行为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他们大都是描述骚乱的细节以及骚乱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关于美国各级政府对待骚乱的态度却缺乏系统的讨论和分析。②然而，探讨美国政府对待骚乱的立场——尤其是它如何对待不同性质的骚乱——很有必要，这有助于我们看清19世纪的美国政府主要是代表哪些阶级和哪些群体的利益。例如，工人罢工大都是由于资本家拒绝改善工人待遇而引发的。遇到这种情况，政府理应同情处于弱势的工人，迫使雇主做出让步。如果它不但不同情工人，反而协助雇主去镇压罢工，那就说明这个政府是在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另外，在白人攻击黑人和亚洲移民时，政府理应采取有力措施去保护受害的少数族裔，并严惩肇事者。如果它对白人的暴行袖手旁观，甚至纵容和鼓励，那就说明这个政府同种族主义者沆瀣一气。 要深入了解美国政府如何对待不同性质的暴力，首先需要将美国历史上的骚乱作出清晰的分类。遗憾的是，有些研究骚乱的学者只是简单地将暴力行为分为“正面的”和“负面的”，甚至将白人为获得土地而向印第安人发动的战争归纳为“正面的暴力”。③这种分类方法会引起思路的混乱，不利于我们了解美国政府对待暴民行为的立场。考虑到“阶级冲突”和“种族对立”是影响美国社会史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④本文将着重讨论19世纪美国各级政府对待“阶级冲突性的暴力”和对待“种族对抗性的暴力”⑤的态度。同时，“种族对抗性的暴力”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黑人对奴隶制发动的攻击，另一类则是白人社会针对黑人、移民和其他少数族裔采取的暴力行动。我们从下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19世纪的美国政府对待黑人和工人为改变不合理制度而使用的暴力主要是残酷镇压，而对于白人攻击少数族裔而导致的骚乱则往往是姑息容忍，视而不见。 本文的考察范围限于19世纪，因为19世纪初是美国社会暴力大幅增加的时期。内战前的奴隶起义和内战后针对黑人的私刑屡见不鲜，同时，19世纪后期也目睹了多次充满暴力的罢工行动。而到了20世纪初，尤其是一战期间，阶级和种族骚乱的特征都出现了明显的改变。一方面，黑人大量地迁徙至北部城镇。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和费城等大城市都出现了黑人社区。在那些社区里，黑人往往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主动攻击白人并破坏他们的财产。此外，针对黑人的私刑(lynching)在一战期间达到高峰后，⑥开始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到20世纪初，美国政府在劳资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改变，不再明目张胆地站在资本家一边。联邦政府为了社会安定，在发生劳资冲突时常常保持中立，并设法缓和及化解矛盾。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甚至采取过一些有利于劳工的政策，在他们任内通过了一些有利于劳工的立法。⑦与此同时，资本家在已经获得超额利润的情况下，愿意适当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劳工领袖在接受了19世纪的罢工被血腥镇压的教训之后，也更加热衷于阶级合作。虽然工人的罢工行动并未因此而停止，但是以流血冲突为特征的罢工毕竟是大幅减少了。因此，本文的考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终点。⑧ 一、以阶级对立为主要特征的骚乱 从美国独立到19世纪30年代这半个世纪里，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阶级对抗性质的骚乱。⑨因为当时工业革命尚未开始，在手工工场里，师傅与帮工以及师傅与学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演变为现代的劳资关系。⑩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步伐的加快，贫富之间、族群之间以及劳资之间的对抗逐渐加剧了。(11)1835年愤怒的客户对巴尔地摩银行的攻击，可以说是美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第一次阶级对抗性(或贫富对抗性)的暴力行动。在骚乱的前一年，即1834年，马里兰银行突然倒闭，给顾客造成的存款损失高达200～300万美金。开始时，受害人都相当克制，但银行的董事们一连17个月都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解释。到1835年8月，人们发现银行倒闭是由于高层的舞弊造成的，于是开始聚集起来惩罚那些参与舞弊的银行家。行动虽未涉及人身攻击，但是却砸碎了瑞佛迪·约翰逊(Reverdy Johnson)等银行家的窗户并毁坏了屋内的家具。面对这种局面，市政府出动了警察和国民警卫队来维持秩序。在示威者捣毁了一幢房屋后，便开始了镇压行动，导致8～10名示威者被杀害，并有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重不治。(12) 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经济衰退导致物价飞涨，对贫困阶层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冲击。例如，纽约市的面粉价格从1835年每桶5.62美金涨到1837年的每桶12美金。肉类、燃煤和房租也以相同的比例大幅攀升。1837年初，在民主党内洛克佛克(Locofocos)派激进分子(13)的鼓动下，群众开始聚集起来，攻击纽约的面粉商人。这是一场更加明显的穷人攻击富人的骚乱。一桶桶面粉和一袋袋小麦被示威者扔到马路上。直到大批警察和军队赶到现场才将这场骚乱平息下来。主流社会对这次骚乱的看法完全是负面的。在保守派看来，这次骚乱不啻是一场革命。《纽约商业导报》(New York Commercial Register)评论说，“任何人，只要查看1789年法国革命的历史都会发现，这场‘象征死亡的舞蹈’是由那些高喊着要面包、列队游行和迫害面包商的暴徒开始的”。(14)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参与攻击银行家和面粉商的都是哪些人，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工匠，特别是帮工和学徒。 然而，在19世纪30-50年代，美国工业革命仍处于初级阶段，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对抗毕竟是刚刚开始，对抗的程度相对比较温和，很少有流血事件发生。但是到了内战之后，随着工业革命步伐的加快，劳资之间的对抗明显地激烈起来。1877年的铁路工人罢工就代表着内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对抗。当时恰逢经济衰退，铁路公司决定将工人工资削减10％，同时还准备裁员，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罢工浪潮。罢工始于西弗吉尼亚州的玛丁斯伯格(Martinsburg)，并很快沿着铁路线蔓延开来。工人不但阻止民兵清理路轨，而且放火焚烧了巴尔地摩和俄亥俄火车站。接着罢工浪潮又扩展到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铁路系统。在随后的镇压行动中，军队射杀了10～20名罢工者，击伤数十人。但工人却将军队逼退，并纵火烧毁了铁路公司的所有财产，包括104部火车头、2152辆列车及全部车库。最后，除新英格兰和南部以外，所有铁路系统都被卷入罢工中。但是罢工最终被民兵和正规军镇压下去。(15)媒体和商界都强烈要求政府动用“反阴谋法”对付罢工。《独立报》(Independent)评论说，如果普通警察无法阻止骚乱的话，“那么根治当前弊病的一个方法就是子弹和刺刀，榴弹和散弹，这些骚乱者连疯狗都不如”。(16) 19世纪后期，路易斯安那州非洲裔农业工人的境遇可能是全美国最悲惨的。他们的平均工资是每月13美元的代金券，并且只能用来在农场开设的高价商店中购物，或用来缴纳极小的木屋的租金，这样的生活与奴隶并无二致。1887年，这些非洲裔工人组织了劳动骑士团(The Knights of Labor)地方分会，并有白种工人加入其行列。不久，他们向雇主提出每日工资1美元并由现金支付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便开始举行罢工，共有9000名黑人和1000名白种工人参加了这次行动。虽然罢工以和平方式进行，但在雇主和教区警长的劝说下，州长还是派出民兵进行镇压。在派特森维尔(Pattersonville)，民兵射杀了4名罢工工人。与此同时，西勃铎(Thibodaux)市颁布了戒严令，法庭禁止黑人离开市区，这些法令激化了矛盾并导致骚乱的发生。在随后的镇压行动中，共有35名黑人被枪杀。两名黑人罢工领袖被捕后在监狱中因遭受私刑而丧生，罢工终以失败告终。(17)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镇压行动中只有黑人遭到枪杀，而白人罢工者却大都安然无恙。 在上述农业工人罢工的5年之后，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工人又举行了一次震惊美国社会的罢工。1892年，卡内基公司建议和工人签署新合约，其中包括削减工资22％和解雇一批工人。遭到工会拒绝后，公司总裁下令关闭位于侯姆斯台德(Homestead)的大型钢厂，并雇用了300名全副武装的侦探保护厂房，以便招徕新工人维持生产。与此同时，工人们则表现出空前的团结，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移民工人与本地工人、工会会员与非会员，都参加了罢工。在双方的枪战中，工人和侦探各有死伤，但工人最终还是迫使侦探们撤离罢工地点。事后商业报纸无不痛悼死去的侦探，《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詈骂罢工工人是“不值得怜悯的野蛮的畜生”。(18)工人虽然取得了临时的胜利，但州长很快就动员了8000名国民警卫队去镇压罢工。公司还以从事阴谋活动、制造骚乱以及谋杀等罪名控告了185名罢工者。这些被告需要筹集大量金钱才能获得保释。在雇主和政府的联合行动之下，这次罢工终于被镇压了。 在侯姆斯台德钢铁工人罢工的同一年，爱达荷州的柯达林(Coeur d'Alene)矿区也经历了一场血腥的劳资对抗。这个矿区的工人早先已经组织了工会，并迫使雇主给所有工人定下统一的工资标准。不过资方也不示弱，他们在1891年组织了矿主保护协会，开始反攻倒算。1892年1月，他们向工会提出了新合约，规定将矿工的工资降低25％。工人们当然拒绝了这个新合约。于是，矿主决定停产，并招来新工人准备破坏罢工。很快罢工就转变为暴力冲突。7月11日，一名矿工被探员杀死，于是工人开始进攻侦探的兵营，杀死一名探员。在随后的枪战中，有5名矿工被击毙，10多人负伤。紧接着，武装起来的工人又向其他矿区进攻，毁坏了价值超过12万元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州长宣布罢工为叛乱，并调动了国民警卫队及联邦军队进行镇压。他们将600名罢工者逼入一些牛栏，同情工人的地方官员通通被解职，工会积极分子也都被解雇。(19)事件发生后，本杰明·哈里逊(Benjamin Harrison)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支持爱达荷州长的镇压行动。(20) 在19世纪的美国，雇主遇到经济衰退时往往会乘人之危，加紧对雇员的剥削，这自然会引发工人的罢工行动。1893年的经济危机期间，位于芝加哥附近的普尔曼(Pullman)机车车辆厂暂时解雇了半数工人，留用者也被削减了20％的工资，而工人需要交付厂方的房租却丝毫没有减少。当年5月，当工人要求恢复先前的工资被拒时，便开始举行罢工。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美国铁路工会的全力支持。铁路工人的同情罢工很快就蔓延到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到6月28日，由芝加哥出发的24条铁路全部陷于停顿。在铁路公司的要求之下，芝加哥市政府出动了警察对付这次罢工行动。同时，联邦警官还任命了2000名流氓无赖作代理警察，但他们仍未能使火车正常运行。于是，时任检察总长的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获得了法院的罢工禁令，但工人却无视禁令，继续罢工行动。最后，克利夫兰总统派遣正规军赴芝加哥参与镇压。在随即展开的巷战中，工人放火焚烧火车，总共毁坏了数百辆车厢。接着，民兵也赶来协助镇压，导致4名工人被杀，20人受伤。次日又有14000名警察、民兵和军队开赴罢工现场，终于将罢工镇压。罢工组织者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和数名罢工领导人均被逮捕，他们因“藐视法庭”被送上被告席，其中德布斯被判入狱半年。(21) 20世纪雇主和工会之间的第一次血腥冲突是科罗拉多州拉德罗(Ludlow)矿区的屠杀案。1913年，联合矿工工会要求矿主承认他们的组织但遭到拒绝，于是举行罢工。工人要求资方建立安全措施并要求有权在自己选择的商店里购物。科罗拉多燃料及制铁公司很快从外州调来人马，任命他们为代理警察以对付这次罢工。这时许多工人搬离了公司宿舍，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10月7日，公司卫队向工人的帐篷营地射击，杀死1名矿工并伤及1名男孩。几天后，他们又朝着一次会议的参加者开枪，杀死3人。随后矿工开始反击，击毙1名卫队队员，并迫使一辆武装车厢撤退。这时州长派出国民警卫队试图制止暴力升级。但来自雇主的压力却令州长改变了初衷，军队不再维持秩序，而是骚扰和逮捕矿工。1914年4月20日是科罗拉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一天，国民警卫队用机关枪射击了工人的营地，杀死5名工人及一个男孩。接着他们又用煤油焚烧帐篷，导致11名儿童和2名妇女窒息死亡。另有3名被抓获的工人，包括罢工领袖，被谋杀身亡。等到威尔逊总统下令联邦军队开进拉德罗维持秩序时，这次屠杀已造成74人丧生。(22)有关当局虽然逮捕了多名国民警卫队员并指控他们谋杀，但军事法庭却将22名被指控杀害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的凶手当庭释放，就连杀害希腊裔罢工领袖路易·狄卡斯(Louis Tikas)的凶手也被判无罪。(23) 二、以反抗奴隶制为目的的骚乱 美国黑人以暴力手段反抗奴隶制的斗争早在殖民地时期就时有发生，(24)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到19世纪初期才开始出现。其中一起最著名的奴隶暴动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附近的圣约翰教区。1811年1月，大约500名安德烈种植园的奴隶揭竿而起，打伤了奴隶主并杀死他的儿子。接着，他们在查理斯·戴斯朗德(Charles Deslongdes)等人的率领下，高举义旗向新奥尔良挺进。一路上不断有奴隶加入他们的队伍，在整个事件中，义军共毁坏了四五个种植园。然而，在数以千计的民兵和正规军的合围之下，这次义举终于以失败告终。在镇压行动中，共有66名黑人被杀害或被处死，17人失踪。此外还有16位参与暴动的黑人领袖在被捕后被判死刑。死者的头颅被插在木杆上，沿着密西西比河一路排开，以儆效尤。(25) 然而，血腥镇压似乎并没有对奴隶起到明显的阻吓作用。在1822年，也就是路易斯安那起义的11年之后，在南卡罗来纳的查理斯顿，一次更大规模的奴隶暴动又开始酝酿。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该州通过了新法律，不再允许奴隶用金钱赎回自由。这次义举的策划者是一位叫丹玛克·维西(Denmark Vesey)的自由黑人。(26)维西本人虽然不是奴隶，而且衣食无忧，但他的妻子和儿女却仍然生活在枷锁之下。维西起事之前发生的几起事件都对他颇有触动。其一是中美洲圣多明哥的奴隶起义取得了成功。同时，在有关密苏里妥协案的辩论中，有人在国会中曾猛烈抨击奴隶制，这些言论在报纸上广为流传。受到这种气氛的鼓舞，维西决定策划起事。(27)有学者估计，这次酝酿中的义举可能动员了近9000名黑人，其中既有奴隶也有城市中的自由黑人，甚至包括一些技术工匠。(28)白人社会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暴动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至于官方是在起义爆发之前就决定“防患于未然”，还是在起事之后才赶来镇压，由于文献不足，学者的意见不一。但镇压手段之残忍则是不容置疑的。7月初，维西和其他5个黑人首先被推上了被告席，并很快被判处死刑。在随后的镇压行动中，又有35名黑人被送上了绞刑架，其中22人在行刑后被悬尸数小时。事后，法官们对南卡的州长说：“我们认为，被判死刑的[黑人]数目[之大]足以[对他们]起到恐怖性的警告作用。”(29) 不过，杀害白人最多、对奴隶主阶级震撼最大的还属1831年发生在弗吉尼亚南部的特纳起义。奈特·特纳(Nat Turner)不但识文断字而且深谙《圣经》章句。据说他从《圣经》的教义中找到了反对奴隶制的理据，认为自己肩负着巨大的使命。他还认为自己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要用敌人的武器去诛杀敌人。特纳在1831年2月决定起事，到同年8月已经聚集了相当的实力。起义开始后，奴隶们首先杀死特纳的奴隶主特拉维斯(Travis)一家五人。接着他们组成了同正规士兵一样的方队，从一个种植园向另一个种植园挺进，沿途不断招募士兵并袭击白人。截止到8月23日，他们共杀死50多个白人，并计划向耶路撒冷市推进，占领那里的武器库。然而民兵和治安委员会的成员很快便赶到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围杀四周的黑人，至少有100名黑人被害。特纳本人在10月30日也遭到逮捕，连同其他19名起事者一起被处死。(30) 在黑人不断起事反抗奴隶制的同时，白人当中富有正义感的人士也以不同形式向奴隶制开战，约翰·布朗(John Brown)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布朗很早就认识到，要推翻奴隶制只能使用暴力，别无他途。他的废奴事业始于美国西部的堪萨斯州。1856年，他曾率领几个儿子和一些追随者进攻该州帕塔瓦托密湾(Pattawatomie Creek)的一个社区，杀死数名拥护奴隶制的人。对方随后的报复行动导致他的一个儿子被击毙。但丧子之痛并没有使布朗失去斗志。他逃到了东部的波士顿地区，在那里得到一些富有的废奴主义者的支持。于是便积极筹备武器弹药，准备到南部去策划奴隶起义。1859年10月，布朗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从马里兰州进入弗吉尼亚。在那里他们扣押了一部分人质，并占领了位于哈波斯渡口(Harper's Ferry)的政府军火库。不过这支弱小的队伍很快就被政府军包围，大部分废奴志士，包括布朗的几个儿子，都在激战中牺牲或负伤，布朗本人则被生擒，审讯后被处死。(31)布朗认为仅仅通过十几个人的义举就可以鼓动大规模黑人暴动，进而推翻奴隶制，这个想法可能过于天真。但他为推翻奴隶制而不惜牺牲性命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我们从布朗起义这一事件中可以进一步看出，只要触及废奴这条底线，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会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 1860年发生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骚乱似乎更可以说明白人社会对待黑人要求解放愿望的仇视。在7月8日那天，达拉斯市的商业区突然起火，整个区域被夷为平地。紧接着，该州的其他7个城镇也发生了火灾。当时有谣传说，这是废奴主义者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解放奴隶和屠杀白人。据说一些奴隶在严刑拷问之下已经承认自己卷入了来自北方的一次阴谋。拷问者还发现了一封废奴主义者书写的信件，里面讨论了在得克萨斯解放奴隶的计划。一个月之后，另一场大火又给翰德森(Henderson)市造成严重损失，毁坏了43座建筑，价值高达22万美金。那里的白人立刻就组成了治安委员会来应对这场骚乱。在沃斯炮台(Fort Worth)，他们决定建立两份名单，将黑人共和党人和废奴主义者列入名单。第一份名单列举了所有的嫌疑人；第二份则是一份黑名单，准备将这份名单上的人立即吊死。据一项估计，在白人的报复行动中共有75～100人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是黑人。(32) 以上列举的几起骚乱足以说明当时的美国各级政府对待奴隶暴动和废奴运动的仇视。然而在1863年后，随着林肯总统颁布命令解放南部所有奴隶，随着南方蓄奴州在内战中被彻底击垮，旨在反抗和废除奴隶制的起义和骚乱基本上告一段落。不过，另一类以种族冲突为特征的骚乱——白人种族主义者为继续将黑人压在社会底层而采取的暴力——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三、针对黑人、移民和其他少数族裔的骚乱 美国北部在内战前曾经有过废奴主义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那里的白人都已经克服了种族主义思想，能够平等地对待黑人。霍夫斯台德曾经评论说：“[美国]北部的白人虽然反对奴隶制，但他们更加反对黑人。”(33)1841年发生在辛辛那提市的骚乱就为霍夫斯台德的论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俄亥俄州的黑人人口不断增加，遂引起该州白人的不安，他们尤其担心那里的自由黑人会藏匿逃亡的黑奴，于是有人便开始鼓动将黑人赶出俄亥俄。1829年，俄亥俄州正式要求每个黑人缴纳500美元的保证金，否则必须离开该州。然而在限期未到之前，由白人组成的暴徒就开始攻击黑人，结果导致1000名黑人逃亡到加拿大。不过，针对黑人的暴力行动并未因此而停顿下来。由于继续有黑人迁入俄亥俄并和那里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竞争工作机会，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攻击黑人的骚乱在1841年又开始了。随着暴力不断升级，黑人也开始反击。但是参加骚乱的白人越来越多，而且围观的人群也鼓励和怂恿暴徒攻击黑人。最后，当局只好动用军队将黑人护送至一所监狱，将他们保护起来。这是19世纪美国地方政府保护受害黑人罕有的一例。(34)但是，在骚乱开始时，《辛辛那提日报》就有评论说：未见警察当局采取任何措施去维持该市的秩序。(35) 前文曾提及，随着内战的结束和奴隶的解放，黑人为反抗奴隶制而采取的暴力行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南部白人却不能接受黑人被解放这个事实，他们对黑人和白人共和党人采取了种种报复行动，试图恢复自己战前的统治地位，将黑人继续奴役下去。于是，针对黑人的私刑连续不断，还出现了3K党这样的恐怖组织。以下是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的几起典型的针对黑人和移民的暴力事件。 1866年新奥尔良市警察枪杀黑人的事件，是南部白人妄图恢复内战前种族秩序的突出实例。路易斯安那州1864年的制宪会议规定，只有白人才有投票权。这使得白人能够持续控制该州政府，并通过一系列法律，继续维持黑人被奴役的地位。另一方面，激进共和党人也意识到，要壮大自己的政治实力，就必须赋予黑人选举权。1866年，他们在新奥尔良重开制宪会议，会场外聚集了大批黑人和白人，前者深受鼓舞，后者则愤怒异常。这时，一个白人故意引诱一个黑人朝他开枪，在场的警察既没有逮捕开枪的黑人，也没有要求他投降，而是朝黑人人群开枪射击。接着，很多白人和警察一起进攻会议厅。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警察冲入会议厅后，同样没有要求里面的黑人投降，而是朝着他们盲目扫射。等到联邦军队赶到现场时，至少已有38人丧生，其中34人是黑人。事后所有参加制宪会议的人都被教区的大陪审团起诉，而参与骚乱和杀害黑人的警察和白人却没有一个被送上法庭。(36) 如果说南部白人对重建时期黑人获得选举权深恶痛绝，那么他们对黑人参政更是忍无可忍。1874年，密西西比州维克斯伯格(Vicksburg)市的白人逼迫黑人警长彼得·克劳斯比(Peter Crosby)向他们投降。克劳斯比招来该市的黑人保护他，约有125名武装起来的黑人赶到市区，而白人则组织起民兵，将克劳斯比关入监狱。后来黑人决定返回自己的住宅，但白人却追逐他们并开枪射击。在枪杀了一部分黑人和驱散另一部分之后，这些白人又在乡下徘徊，至少向30名黑人开枪射击或对他们动用私刑。(37)类似的仇视黑人参政的事件在其他地区也时有发生。1896年，共和党人丹尼尔·罗素(Daniel Russell)当选为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人也随之有了在政府任职的机会。有人被任命为维尔明顿(Wilmington)市海关负责人，也有人成为邮政局长和地方执法官。1897年还有数名黑人被选入北卡州的众议院。1898年的选举前夕，该州的白人都表示不能再容忍黑人参政，他们组成的治安委员会恐吓并杀害了一些黑人，遂导致民主党大获全胜。11月10日，维尔明顿的白人开始了骚乱和对黑人的屠杀，导致20～100多名黑人被害。接着他们又将黑人市长赶下台，逼迫黑人官员辞职。随后，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通过了选举税和“祖父条款”等法律，彻底剥夺了黑人参政的机会。(38) 美国白人社会的种族仇恨当然不仅仅是针对黑人，19世纪后半期发生在尤瑞卡(Eureka)、旗口(Chico)、洛杉矶、丹佛、西雅图-塔克玛(Tacoma)和斯内克河(Snake River)等地杀害华工的事件都是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而1885年白种工人在怀俄明州洛克温泉(Rock Springs)屠杀华工的事件尤为惨烈。当时有300多名中国移民在洛克温泉的煤矿做工。1885年9月，华工和白人矿工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紧接着，大约150名全副武装的白人袭击了华工的住地，杀死28名华人，还纵火烧毁了华工的居住区，导致数百名中国移民被赶出市镇，这起暴行给华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接近15万美元。事件发生后虽然当地警长逮捕了22名犯罪嫌疑人，并指控他们发动骚乱、纵火、谋杀和抢劫，但大陪审团竟然未对肇事者提起公诉。当中国驻美公使向国务卿贝亚德(Thomas Byard)进行交涉时，贝亚德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对这起惨案不负有任何责任。后来，国会只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而不是基于“条约的义务或国际法的准则”，才决定拨款15万美元作为赔偿。(39) 上述的事例固然说明了19世纪白人社会对有色人种的极端仇视，不过，主流社会对欧洲非新教移民的容忍度也非常有限。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新教徒对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攻击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当时费城的爱尔兰人和新教徒围绕着选举和宗教等问题不断发生摩擦。40年代初，双方就公立学校是否要使用新教《圣经》的问题又发生了争执，当天主教徒说服学校当局允许他们使用旧教《圣经》时，新教徒决定诉诸暴力。1844年5月，他们在爱尔兰人居住的地区举行会议但遭到驱逐。于是他们开始聚集并向爱尔兰人居住区挺进，一路高喊杀死爱尔兰人的口号。他们在事件中烧毁了30多所房屋，两所教堂，导致至少14人死伤。双方在另一个地区也发生了交火，13人被杀死，50多人受伤。事后两个大陪审团都将责任推到爱尔兰人的身上。(40) 1891年新奥尔良市杀害意大利移民的事件实际上是美国主流社会迫害东南欧非新教移民的继续。事发的前一年，该市负责调查意大利黑帮的警察局长遭到谋杀，临死前被问到谁是杀害他的凶手时，这位垂死的局长说：是意大利佬(Dagos)。于是那里的意大利移民立即成为这起谋杀案的首要嫌疑分子，有19名意大利人遭到逮捕并被指控谋杀。不过，虽然控方提出强有力的证据，但由于被告一方聘请了精干的律师，这些意大利人最终被陪审团宣布无罪释放，这个判决立即引起新教居民的强烈不满。翌年3月，大约有50名暴徒闯入关押意大利人的监狱，杀死了其中11人，而监狱当局对于这起暴力行为竟然未加制止。事后，意大利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并召回驻美大使，最终以美国向意大利赔偿125000里拉(lire)了事。(41)当局这种纵容的态度很可能对排外运动起到了鼓励作用，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在1891年后不断发生针对意大利移民的私刑。例如，在1896年有3名意大利人被杀害，在1899年又有5名意大利人被夺去生命。(42) 四、结语 以上的讨论告诉我们，整个19世纪，美国各级政府在遇到社会暴力时并非本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去化解矛盾，而是采取双重标准。在发生劳资冲突之时，它们一向是站在雇主一边，敌视罢工工人；当罢工演变为骚乱时，甚至不惜动用国民警卫队，帮助雇主镇压工人。各级政府在面对黑人起义时同样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法。然而，当白人种族主义者攻击和杀戮黑人、华工和来自欧洲的非新教移民时，它们却往往是姑息容忍，听之任之，在处理善后事宜时也常常是推卸责任或敷衍了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美国政府镇压的那些骚乱——无论是工人罢工还是黑人起义——恰恰是具有某种合理成分的暴力。而被政府容忍甚至纵容的那些骚乱，特别是白人攻击和杀害少数族裔的行为，则是不合理的和非法的暴力。不难看出，至少就对待社会暴力的态度这一点来说，19世纪的美国各级政府或多或少是代表剥削者和种族主义者利益的。这种对待暴力的双重标准或许还说明，19世纪白人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攻击之所以此伏彼起，同政府的姑息容忍有很大关系。同时，雇主阶级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而不惧怕后者的罢工行动，也是因为工人一旦举行罢工，政府总是帮助他们镇压工人。这当然不是说，美国政府中从未出现过主持正义的人士。1914年科罗拉多屠杀工人及其家属的惨案发生后，由进步派议员主导的州参议院强烈谴责州长镇压工人就是一个例子。(43)然而从总体上看，19世纪的美国政府对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是抱敌视态度的，而且这种敌视态度常常超越党派利益。(44) 美国政府为何对那些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暴力采取镇压手段，而对于那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暴力却反而听之任之呢?这种看上去十分荒谬的现象只能用当时美国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荒谬来做解释。众所周知，内战前的美国宪法并没有把黑奴当做人来看待。(45)南部各州的法律更加明确地捍卫奴隶制。在这种法律框架和政治制度下行使职权的各级政府必然要以保护奴隶制为己任。华盛顿总统临终前曾一再叮嘱身边的人，务必将黑人永远压在社会最底层。杰克逊总统也始终对黑人抱敌视态度。(46)这样的政府遇到奴隶起义就会采取强硬措施进行镇压，不足为奇。主流社会既然不把黑人当人看待，既然将非新教移民，特别是亚洲移民，看做是异类，(47)那么当这些少数族裔受到攻击时自然就不会去保护他们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各项法律都是旨在保护雇主阶级的利益。截止到19世纪末，美国没有任何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如工伤赔偿法、最低工资法和最高工时法)，也没有任何法律赋予工人阶级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交涉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行使职权的各级政府在遇到劳资冲突时必然会偏袒资方，这一点也不难理解。 不过，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虽然19世纪的美国政府在对付工人罢工和黑人起义时都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但这两种镇压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各级政府对黑人的镇压要比对工人罢工的镇压更加残酷。在镇压路易斯安那州黑白工人罢工时，遭到屠杀的是黑人，而白种工人则基本上没有受到伤害。这些都说明，在整个19世纪，美国主流社会对待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仇视超过了它对白种工人的仇视。前面曾经说过，20世纪初期，联邦政府在劳资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开始转变，常常保持中立的立场，并通过了一些有利于劳工的立法。但政府对待少数族裔态度的转变则迟至二战期间才始见端倪，而直到60年代民权运动期间才陆续出现维护少数民族权益的立法，这也说明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比对工人阶级更加不愿做出让步。在认清这一点之后，我们不应该继续将美国历史上的种族矛盾与阶级冲突混为一谈，不应该将种族问题简单地归结为阶级问题，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去研究这两种不同性质矛盾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这里有必要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确实能够维护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保护公民的自由和人身安全，那么使用暴力去解决问题无疑是错误的行为。然而，如果法律制度本身不合理，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例如，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宪法和南部各州的法律都直接或间接地承认和保护奴隶制，黑人要想在这些法律的框架之内获得解放根本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摆脱奴役和获得解放而举行的起义是具有合理成分的，这种暴力不应该同白人攻击和杀戮黑人的暴力混为一谈。此外，终整个19世纪，美国法律从未赋予工人阶级组织工会以及同雇主进行集体交涉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工人根本无法和雇主通过对话来改善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面对这种局面，他们举行罢工，甚至采取捣毁机器和焚烧厂房的过激行动，想借此来迫使雇主做出让步，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破坏财产不应该提倡和鼓励。 ②当然，有少数学者已经注意到19世纪美国主流社会对待骚乱的态度。例如，西奥多·M.哈迈特(Theodore M.Hammett)在《杰克逊时代波士顿的两起暴民事件：意识形态与自身利益》一文中指出，当时的上层社会强烈谴责穷人袭击富人的暴力，但不少有钱人却参与了攻击废奴主义者的骚乱。见Theodore M. Hammett,“Two Mobs of Jacksonian Boston: Ideology and Interest,”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62, No. 4(March, 1976), pp. 845-868。哈迈特的观点曾引起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并对我有所启发。不过，该文仅仅限于19世纪30年代的波士顿，而且主要是讨论这两次骚乱的经过，很少涉及政府对待两起暴民行为所持的态度。 ③例如，理查德·布朗(Richard Maxwell Brown)将美国的社会暴力分为负面的暴民行为和正面的、有建设性的暴民行为。前者包括刑事犯罪、决斗、私刑、由种族和宗教偏见引发的暴力以及城市骚乱和连环谋杀等等；后者则包括充满暴力的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内战、为争夺土地和印第安人进行的战争、西部的治安委员会(vigilance committee，指群众为惩罚犯罪分子和维持治安而自行组织的执法团体)和工会为获得承认和为工人争取体面生活而使用的暴力。布朗认为这些“正面的暴力”构成了“美国历史上一些最高尚的篇章”。见Richard Maxwell Brown,“Historical Patterns of Violence in America,”in Hugh Davis Graham and Ted Robert Gurr eds.,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pp. 45-46。布朗分类方法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所谓的种族性暴力是指白人攻击和杀戮黑人的行为，那么把这种行为定性为负面的暴力固然不错。但是种族对抗性的暴力应该也包括内战前黑人为反抗奴隶制而举行的起义。将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暴民行为统统称为负面的暴力明显有失公允。虽然笼统地讲，任何社会暴力都属于非法行为，然而，如前所述，美国黑人为自身解放而举行的暴动是具有合理成分的。另一方面，布朗把工人阶级为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举行的罢工归入正面的暴力当然不无道理，然而，白种人为获得印第安人的土地而对这些原住民发动血腥战争，如何可以算作正面的和有建设性的暴力行为呢? ④严格说来，“种族”、“阶级”和“性别”都是影响美国社会史的重要因素，而且这三个因素之间往往交互作用。但是，在美国历史上，由“性别”因素而引起的对立毕竟不像阶级冲突以及种族对抗那样充满暴力，基本上没有引发过大规模的流血骚乱。所以，本文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由“种族”与“阶级”所引发的骚乱上，但并非要淡化性别因素的重要性。 ⑤这里还应该指出，在美国历史上，以阶级对抗为特征的骚乱和以种族冲突为特征的骚乱有时候交织在一起，并非泾渭分明。 ⑥根据一项统计，在1889—1918年这30年间，共有2460次针对黑人的私刑发生，这是内战后迫害黑人私刑的高峰期。见Richard Maxwell Brown, Strain of Violence, Historical Studies of American Violence and Vigilant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15。 ⑦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工人的罢工行动相当频繁。但雇主却始终拒绝承认工会的合法性。1902年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举行罢工时，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雇主甚至不肯会见工会代表。直至罗斯福总统对资方施加巨大压力，他们才肯坐下来同工会进行谈判。罗斯福总统还提议建立贸易与劳工部，下辖公司管理局(Bureau of Corporations)，目的之一就是协调劳资关系。先前，雇主经常利用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Law)起诉工会，指控工会妨碍州际贸易。然而国会在1914年通过的克雷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却明确规定，工会免予反托拉斯法的起诉。这些事件标志着联邦政府在劳资冲突中的作用有所改变。为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开始作为劳资以外的第三方进行协调。到了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国会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的第7条A款和瓦格纳法(Wagner Act)，更明确规定工人有组织工会以及同雇主进行集体交涉的权利，这标志着民主党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向劳工一方倾斜。 ⑧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美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例如，罗斯福在1941年签署了第8802号总统令，规定在国防工业中禁止种族歧视。由于在战时几乎所有的轻重工业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国防服务，黑人、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都从这项指令中受惠。不过，从时间上讲，这些政策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⑨关于19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暴力，见David Grimsted,“Rioting in Its Jacksonian Setting,”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2(April 1972), p. 362；关于19世纪30年代社会暴力开始大幅增加，见Leonard L. Richards, Gentlemen of Property and Standing: Anti-Abolition Mobs in Jacksonian Ame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0-19。不过Richards主要是讨论那些针对废奴主义者的暴力。 ⑩关于这一点，保尔·A.纪尔耶(Paul A.Gilje)曾作过清晰的论述。他指出：“从学徒到帮工再到师傅的演进，虽然只是少数人才能实现的理想，但对某些人来说毕竟是一个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师傅、帮工和学徒在同一个工场里劳作，都穿着皮革围裙，而且手上都磨出了厚茧。他们共同的经历虽然未必能阻止所有冲突的发生，但类似罢工这样的公开的决裂几乎是不存在的。”见PaulA. Gilje, The Road to Mobocracy, Popular Disorder in New York City, 1763-183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 p. 189。 (11)戴维·格力姆斯台德(David Grimsted)认为，19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暴力开始大幅增加，是社会上各种紧张关系的反映，包括族群仇恨、不同宗教之间的敌视、阶级关系的紧张、种族偏见、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和对饮酒和娼妓等问题的担忧。见Grimsted,“Rioting in Its Jacksonian Setting,”p. 364。不过，格力姆斯台德却没有分析产生这些紧张关系的原因。 (12)关于巴尔地摩市政府镇压这次暴民行为的报导，始见Niles Weekly Register, August 15, 1835, 收入Richard 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pp. 123-126。Hofstadter认为有10-20名示威者被杀害，但Niles Weekly Register却报导说有8-10人被杀，本文从Niles Weekly Register说。此外，本文关于美国历次重大暴力事件的叙述首先是参考了霍夫斯台本人所做的综述，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13)洛克佛克(Locofoco)是一种火柴的名字。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纽约民主党内有一批亲劳工的激进分子，他们反对垄断，反对银行的剥削行为，同以汤曼尼厅(Tammany Hall)为代表的民主党主流派对立起来。一次正当他们举行会议时，反对者将灯光熄灭，于是他们便用洛克佛克火柴点燃蜡烛继续开会，这一批民主党人士遂被称为洛克佛克派。 (14)关于这次面粉风潮的报导，始见于New York Commercial Register，重印于Niles Weekly Register, February 25, 1837, 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127-129。另见Joel Tyler Headley, The Great Riots of New York, 1712 to 1873,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1, pp. 97-110。 (15)关于这次罢工经过及军队对罢工的镇压，见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1, 22, 23, 24, 26, 1877.另见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to Investigate the Railroad Riots in July, 1877, pp. 907-910, 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134-138; Philip Taft and Philip Ross,“American Labor Violence: Its Causes, Character, and Outcome,”in Graham & Gurr eds.,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in America, pp. 288-291。 (16)引自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 134。 (17)这次罢工的前后经过始见于新奥尔良的一份黑人报章the New Orleans Weekly Pelican, November 26, 1887。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140-141。关于黑人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以及雇主要求州长派兵镇压罢工，见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1887，据该报记者的报导，当时工人每天的工资是1美元不包饮食，而他们要求每日1.25元的工资或1美元的工资另加饮食。关于4名黑人在派特森维尔的镇压行动中被杀，见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1887。仅仅是在拉佛奇(Lafourche)教区就有9名黑人被害，见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1887。 (18)The New York Tribune, July 8, 1892。引自Philip S. Foner,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to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8, p. 210。 (19)关于此次罢工的记载，始见The Spokane Weekly Review, July 14, 1892, 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148-151。另见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2, 14, 15, 17, 18, 1892; Foner,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pp. 230-234。New York Times报导的工人死伤数字和Spokane Weekly Review报导的有出入。此外还可参考Taft and Ross,“American Labor Violence: Its Causes, Character, and Outcome,”p. 296。 (20)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7, 1892. (21)The Chicago Times, July 8, 1894, 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152-156，关于这次罢工的部分报导，见The New York Times, May 12, 14, 1894；另见Foner,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pp. 261-278; Taftand Ross,“American Labor Violence: Its Causes, Character, and Outcome,”pp. 297-299, Taft和Ross认为这次罢工导致34人丧生。 (22)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2, 23, 30, May 24, and August 26, 1914.根据4月30日《纽约时报》的报导，有14名儿童丧生。关于这次罢工的起因及镇压的经过，见George P.West代表美国工业关系委员会(The U. S.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书写的报告：Report on the Colorado Strike(1915), pp. 101-138，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161-164。 (23)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1914. (24)关于美国黑人在殖民地时期起义和暴动的详细讨论，见Herbert Aptheker, 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pp. 162-208。 (25)关于这次起义及政府对起义镇压的报道首先见于《路易斯安那报》(Louisiana Gazette)，后来，在1811年2月22日里士满的《调查者报》(The Enquirer)上重新刊登。这篇报道的一部分被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190-192。另见Aptheker, 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pp. 249-251; Brown, Strain of Violence, pp. 192-193。 (26)美国内战以前，有一些奴隶靠超时工作或靠出卖自己生产的蔬菜和家禽赚取了少量金钱，并最终赎回自己的自由。维西就是其中一个。见Aptheker, 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p. 268。 (27)关于圣多明哥奴隶起义和密苏里妥协案的辩论对维西的影响，见Aptheker, 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pp. 81, 98.此外，Aptheker还提到海地奴隶起义对维西德影响，见Aptheker, 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p. 270. (28)Aptheker, 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p. 272. (29)关于维西起义的经过，见Aptheker, 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pp. 267-273, 及Brown, Strain of Violence, pp. 195-196, Aptheker认为有37名黑人起义者被绞死。关于此次镇压行动和处决反叛者的报道，始见于一位黑人在1850年书写的小册子《南卡罗来纳州查理斯顿最近一次有预谋的导致36名爱国者被处决的反叛》(The Late Contemplated Insurrection in Charleston, S. C., with the Execution of Thirty-Six of the Patriots)，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194-197。 (30)特纳在临刑前曾对这次起义的过程作过详细交待，见“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收入Herbert Aptheker, Nat Turner's Slave Rebellion, New York: published for A. I. M. S. by Humanities Press, 1966, appendix, pp. 133-149，另见Brown, Strain of Violence, pp. 197-198。 (31)关于布朗起事的经过，见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1859。《纽约时报》的报导虽不乏偏见，但对事件的叙述基本完整。此外，有一位被布朗扣押的人质事后将此次事件记录了下来，见John E. Daingerfield,“John Brown at Harper's Ferry, the Fight at the Engine House, as seen by one of these Hostages,”始载于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 XXX, June, 1885, pp. 265-267，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97-101。 (32)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6, 30, August 22, 27, 1860.一个南部白人在写给北部一份报纸的信中讨论了这场骚乱的经过。这封信始载于约翰·汤森(John Townsend)出版的一份反对废奴的小册子，题为“The Doom of Slavery in the Union; its Safety out of it,”(1860)，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202-203。 (33)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 207. (34)有关辛辛那提市1841年骚乱的报道，始见《辛辛那提日报》(Cincinnati Daily Gazette)，1841年9月6日，重印于Wendell P.Dabney在1926年出版的《辛辛那堤的有色公民》(Cincinnati's Colored Citizens)，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208-210；另见Richards, Gentlemen of Property and Standing, pp. 34-35。 (35)引自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 209。 (36)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31, 1866.关于这次骚乱中警察枪杀黑人的经过，见目击者J.D.奥克奈尔(J.D.O'Connell)在国会众议院调查该次骚乱的听证会上的证词(H. R. No. 16, Thirty-Ni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pp. 77-79)，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219-223。 (37)关于这次暴力事件的经过，见国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的题为“维克斯伯格的骚乱的报告”(“Vicksburg's Troubl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ort No. 265, 43[rd] Congress, 2[nd] Session, pages vii-ix.)，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224-229。另见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17, 25, 1874。按照14日《纽约时报》的说法，至少有50名黑人被杀。 (38)哈里·黑顿(Harry Hayden)在1936年将这次事件一位目击者的回忆记录了下来，题为《维尔明顿的叛乱》(“The Wilmington Rebellion”)，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231-236。另见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November 6, 10, 11, 12, 1898。根据《纽约时报》11月6日的报道，有19名黑人被杀害。 (39)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5, and 6, 1885.关于洛克温泉杀害中国移民的暴力事件，一位目击者在写给国会调查此次事件的委员会的报告中有详细陈述。见House Report No. 2044,“Providing Indemnity to Certain Chinese Subjects,” Congress, 1[st]Session, May 1, 1886。这份报告的一部分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330-332。另见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p. 58-62。 (40)这起暴力事件的一位目击者在30年后将他所看到事实经过写了下来，后来以“The Anti-Catholic Riots in Philadelphia in 1844”为题发表在American Catholic Historical Researches(XIII，April 1896)上，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 305-309。 (41)见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1891.这次针对意大利人私刑的领导者威廉·帕克森在接受《纽约绘图美国人杂志》(New York Illustrated American)采访时做过陈述，见New York Illustrated American, VI, April 4, 1891, pp. 320-322. 收入Hofstadter,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p. 333-335。 (42)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29, 1896; July 22, 1899. (43)The New York Times, May 8, 1914. (44)例如，1877年派军队镇压铁路工人罢工的海斯总统(Rutherford Hays)是共和党人，而1894年派兵镇压普尔曼罢工工人的克利夫兰总统(Grover Cleveland)是民主党人。 (45)美国宪法的第1条第2款规定，联邦众议员的人数要按各州人数的多少进行分配；在统计各州人口时，每个黑人只算做3/5个人。这个不把黑人当人看待的宪法条款实际上是在为奴隶制正名。这个原则直到内战和重建期间国会通过宪法第13条和第14条修正案后才开始改变。第13条修正案正式废除了奴隶制，而第14条修正案则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和入籍的人士都是美国公民和他们所居住的州的州民。各州不得剥夺公民的权利。 (46)即使是因废奴而闻名的林肯总统，由于当时法律和政治制度的限制，也迟迟不能下决心废除奴隶制。他在1863年颁布《解放宣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而不是真心要彻底埋葬这个罪恶的制度。 (47)按照国会在1790年通过的归化法(naturalization law)，只有自由的和男性白人移民才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从而剥夺了亚洲移民入籍的机会，使他们长期不能享受公民权。此外，在合众国立国后的近两百年里，所谓WASP(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文化始终是美国社会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文化。来自爱尔兰、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虽然是白种人，但因为他们不是新教徒(也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以也长期遭受歧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