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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城市问题研究热潮持续不衰，其中尤以有关城市化道路或模式的研究最热，相关文章，林林总总，不下数百篇！其观点大致依赞成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镇）分成三大派别，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这些讨论当然不乏建树，但遗憾的是，很多主张发展中等城市或小城市（镇）的论述，过多地论及国外大城市的负面影响，为限制大城市寻求理论依据，“逆城市化”论往往是经常引证并且似乎是最有说服力的依据之一。尽管我国学术界对国外城市化研究还很肤浅，成果数量有限，但出于种种原因，此类观点被参照转引的比率相当高，影响很大。笔者以为，此事关系到对城市化发展总体规律的认识和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战略性抉择，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逆城市化”论的立论依据有待推敲 “逆城市化”或“反城市化”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讨论城市化道路或发展规律时经常提及的。其具体表述大同小异，绝大多数都认为这是70年代 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城市发展中的新现象。即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见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市区出现“空心化”，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2)并且，很多人都把这种现象上升到规律的高度，将其认定为世界范围内一个有别于传统城市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继城市化之后与郊区化一道出现；也有的把它单独列为一个新阶段，即城市化的发展先后经历了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三个阶段，(3) 或曰城市化的“后期阶段”；(4) 还有的发现，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经历了70年代的城市分散化和郊区化后，80年代起又出现了再集中化和“再城市化”的趋势，进而推导出城市发展四阶段理论，即：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5)甚至有的索性把“逆城市化”与“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共同列为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四大模式。(6) 在这些论断的基础上，有的还进一步推断，这种“郊区化”和“反城市化”现象，“将在90年代继续存在”。(7) 所谓“逆城市化”或“反城市化”，在英文中的表述是counter-urbanization（有的学者也使用deurbanization）。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美国经济地理学界权威学者布赖恩·j.l.贝里，他在70年代中期时就敏感地注意到了大城市发展开始趋缓的现象。(8) 及至1980年，美国十年一度的人口统计结果显示：70年代美国非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超过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这是美国自1810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因而在美国研究城市的学者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恰在此期间，西方其他发达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大城市发展迟滞的现象，(9) 贝里的“逆城市化”提法由此盛行一时。(10) 很多学者更进一步得出大城市已经衰落的结论。其代表人物美国联邦农业部的人口统计学专家艾尔·比尔称70年代为美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11) 另一代表人物、历史学家肯尼思·福克斯则进一步提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城市分布模式已趋于稳定，“从此可以向大都市区告别了”。(12) 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多有附和与渲染。80年代，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研究受到重视，国外学术成果得以被大量引进和介绍，这种认识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国学术界。再加上我们过去对国外所谓“大城市病”关注有加，热衷于翻译介绍那些抨击大城市弊端的论著，使人们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很容易与“逆城市化”论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主张在我国发展中小城市或城镇、限制大城市的主要依据之一。 微徵美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我们发现，“逆城市化”论大有值得商榷的余地，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看待美国70年代大都市区发展一度趋缓现象。 客观而言，70年代确实是一个令人混淆的时期。从表面上或孤立地看，这段时期大都市区发展当然很不令人乐观。在这10年中，非大都市区人口增长15.4%，远高于大都市区9.1%的增长速度。(13) 而且，当时大城市面临的问题非止一端，环境问题、交通问题和其他种种社会问题等都集中在70年代爆发出来。1973年，在美国乃至世界大城市中显赫多年的纽约市竟然出现了财政危机，其他大城市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开支拮据的困扰。相形之下，中小城市的处境还算差强人意，自然成为很多人居住和择业的选择。 但对此现象须做辨证的分析。与其他时期相比，70年代大都市区增长确实一度趋缓，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应该说，在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当时，在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发达国家，60年代高科技变革所带来的结构性冲击的余波犹在，70年代初“滞胀危机”、能源危机的冲击又至，导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美国一些大都市区的原有经济结构受到很大影响，一些以传统工业为主（主要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对能源依赖性很强的大都市区首当其冲。在此过程中，制造业投资减少，失业率增加，人口自然向非大都市区流动。(14) 此外，70年代出生率低，家庭平均人口少，便于流动，人们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度增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现象。 不过，所谓大都市区发展趋缓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在技术层面上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若以单个大都市区为考查对象，大都市区的人口由中心城市流向周围的郊区，人口似乎处于分散的状态。但是如果把视角扩大至整个美国，就会发现人口并没有分散，而是完成了一种新的集中，集中到西部和南部新兴地区的大都市区、尤其是大型大都市区。西部和南部大都市区人口增长占全国的96%。在西部和南部，就不存在大都市区化趋缓的现象。(15) 1980年，全美75%人口居住于大都市区，其余人口亦多分布于大都市区周围25英里之内的地区。绝大多数距离大都市区较远的小城市人口鲜有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16) 就此而言，70年代城市化趋势仍然为人口向大都市区集中，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功能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其二，不应夸大70年代非大都市区发展的程度。在这10年中，非大都市区人口在增长速度方面确实超过大都市区，但就人口净增长而言，非大都市区人口数量增长仅840万，而大都市区人口却增长了1360万。(17) 这是由于，非大都市区人口数量基数小，所以稍有增长，便在速度方面有明显反映。与此相关的因素还有：有些蔓延到大都市区以外的郊区人口和一些已发展到大都市区规模的小城镇人口尚未被划为大都市区人口进行统计，在人口统计结果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 后来城市发展的事实也证明，“逆城市化”论的提法确实有些操之过急。进入80年代后，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公共交通的改善、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服务业整体条件的改善、汽车燃油成本的上升等，使得从郊区返回城市成为新潮流，城市开始进入恢复期。如在美国纽约市，市内交通已很畅达，社会治安也明显好转，市中心区重现繁荣局面。“那些拥有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和多种服务功能的大都市区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具有相对优势，经过调整之后重振雄风。”(18) 在这10年中，大都市区人口增长速度为11.6%，而非大都市区回落为3.9%，(19) 彻底扭转了大都市区在70年代的颓势。这就强有力地说明，70年代只是一个过渡性阶段而已。在对80年代大都市区发展情况进行一番重新审视之后，已有相当多美国学者修正了“逆城市化”的提法。(20) 可惜我国学术界对此没有及时介绍和跟踪研究，因此“逆城市化”论仍在我国占有相当大市场。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从逻辑上讲，如果70年代的“逆城市化”现象不能成立的话，80年代也不存在所谓的“再城市化”，有些美国学者称80年代美国城市化回归正常，似更准确些。 实际上，对于70年代的这种特定现象，美国学术界除我们所熟悉的“逆城市化”论外，还有其他很多种解释和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区域重组”理论（regional restructuring）。(21) 该理论从区域经济结构的宏观视角出发，认为70年代大都市区衰退的主要原因是随着非工业化的出现，美国开发较早地区的大都市区增长减缓，其人口向西部和南部的发展较快的新兴地区转移。美国东北部工业化起步较早，属美国区域经济结构布局中的核心地区，到70年代，发展近于饱和，制造业出现衰退，被形象地称为“冰雪带”或“锈蚀带”，这样的地区在全国经济出现大的变动时，必然会受到较其他地区更大的冲击。结果自然形成与新兴的南部和西部所谓“阳光带”地区此消彼长的反差。(22) 基于此，该理论认为，70年代美国大都市区发展趋缓是区域结构重组而已，并非向农业社会回归。这个理论以美国的区域结构为出发点，探讨城市化的变化，抓住了一个关键的环节。因为美国与我国一样，都是地域辽阔的泱泱大国，地区间存在很多差异、尤其是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异。以这种理论为参照，显然可以丰富我们对70年代特定现象的理解，减少可能出现的误差。 退一步讲，即使同样使用“逆城市化”的术语，我们与美国学术界的理解也存在细微但又很关键的差异：他们所强调的是随着后工业化的来临，人口在从大都市区流向非大都市区的同时，也在大都市区内部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流动，其中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全国大都市区等级结构的调整。如果把不同规模的大都市区的发展情况加以分解，就可以清楚说明这一问题：60年代，人口在50-75万和75-100万人口之间的两类大中型大都市区增长最快；70年代，人口在25-50万之间和25万以下的两类中小型大都市区增长最快；80年代大中型大都市区增长加快，与60年代类似；90年代则与70年代相似，人口较少的两类大都市区增长最快。在这个意义上，逆城市化是由人口集中在城市和大城市的集中型城市化转变为人口向大都市区内的郊区和中小城市迁移的分散型城市化，是城市不同类型的转换。所谓“逆”或“反”并不是由城市向农村分散和城市人口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不是对城市化的否定，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过渡性现象，是城市文明的普及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所以，这一理论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理解的人口由城市流向农村的“逆城市化”。 行文至此，我们还有必要对90年代美国城市的最新发展进行梳理。因为进入90年代后，美国部分大都市区再度出现增长趋缓、或者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互动现象，很多学者自然将它与70年代相比照，试图为“逆城市化”论寻求注脚。(23) 应该说，90年代的这一现象，原因似乎更复杂一些，同样不能用单一理论来诠释。(24) 目前看这两个时期是有一些区别的：1、从区域角度看，存在明显的不同步现象，东北部、中西部大都市区人口尽管在80年代时仍有部分增长，但90年代后，速度开始变缓，甚至有负增长。(25) 但西部和南部很多新兴地区却在上升。这表明，东北部和中西部大都市区发展已进入成熟期或饱和期，发展迟缓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不过90年代非大都市区整体上增长速度慢于大都市区，这与70年代又有所不同。2、从城市规模看，90年代，巨型大都市区趋于饱和，其人口或者向本地区内中等规模的大都市区迁移，或者远迁到西部和南部的新兴大都市区。而70年代的大都市区发展趋缓现象在不同规模大都市区之间差别不大。3、从产业结构上看，70年代，制造业外迁确实带动了非大都市区的兴盛。但是，制造业设在非大都市区，在世界范围制造业的竞争中处于一种被动局面，结果，部分制造业企业向大都市区回归，这反过来又促成90年代非大都市区的衰退。所以，对于90年代的这些现象，美国学术界也谨慎得多，目前尚在观察之中，尚未出现被普遍认同的结论。(26) 这样，我们初步可以肯定的是，70年代非大都市区人口增长比率一度高于大都市区属过渡性的现象；而90年代则是大都市区在进一步发展并渐趋成熟的过程中，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的大都市区之间出现的差异，两者在性质上不同。 二、从更深层次上看，这一论断有悖于城市发展总体规律 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10年的短时段，而是从长时限的角度纵向看，就可发现，一条贯穿美国城市化历史全程的主线是人口不断向城市化地区（包括郊区和新的大都市区）集中，只是集中形式有所不同，或是说，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从殖民地时期到1920年，美国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的空间结构由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发展为大城市。1920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是年，美国人口突破了1亿大关；而在这1亿人口中，已有一半居住在城市中，成为所谓的城市居民。至此，美国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城市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大都市区、而不仅仅是大城市在城市发展中占居主导地位。进入20年代后，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超越原有的地域界线，向周边扩展，将周围地区纳入城市化轨道，并与中心城市紧密相连，融为一体，形成了功能相当集中的市中心商业区和以居民为主的郊区，构成美国大都市区的两个基本要素。此后直至今日，美国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在大都市区范围内。 大都市区的发展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20至1940年，在这个时期中，大都市区的规模和数量普遍增长。1920年美国有58个大都市区，其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33.9%，1940年大都市区增加到140个，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47.6%，即接近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至此，大都市区已成为“全国所有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和社会生活的主体。(27) 第二个时期为1940年至1990年，主要表现为大型大都市区的优先增长。在这段时期，大都市区数量上升到317个，其人口达2.25亿，相当全国总人口的80.3%。其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发展速度更快。1990年时，其数量就已由11个增加到40个，人口由3490万增加到1.33亿，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由25.5%上升到53.4%。美国人口统计署在公布这一统计结果时，采用了一个醒目的大标题：“全国人口有半数以上居住在大型大都市区！”。(28) 这是继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1970年美国郊区人口超过市区人口以来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 截止2000年，大都市区人口已占美国总人口的80%以上，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数量达47个，其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增至57.5%，占全国大都市区人口的71.6%，其中，仅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费城五大都市区就拥有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而那些人口不足25万的小型大都市区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8.4%，占美国大都市区总人口的7%。(29) 美国其余人口的绝大多数也是居住在大都市区25英里范围之内。这表明，美国的大都市区化程度已相当高，明显有向大型化发展的趋向。大都市区内各县份之间通勤的比率也有很大提高，1954年时这一比例是12%，1980年达21%，1990上升到24%。(30) 这又表明大都市区经济一体化程度也达到一定高度。在大都市区密集地区还形成大城市连绵区或巨型城市带（megalopolis），最著名的有人们所熟知的分别以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为中心的三个大都市连绵区。 可以看出，美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人口的相对集中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只是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人口密度有所不同而已；第二，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空间结构就会有所变化，表现为大都市区、而不再仅仅是大城市自身的优先增长。这两个规律性现象、尤其是大都市区化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从城市化的人口集中的角度看，美国城市化道路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国内外学术界已普遍注意到并首肯的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的突出表现是：1、当城市人口达总人口的10%以上为城市化起点，达20%以上即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至50%左右成为城市化国家，但此后城市化仍保持一段增长时期，到70%左右方缓慢下来。这就是说，城市化过程要经历发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基本变化规律是：发生阶段变化速度缓慢，发展阶段变化速度加快，成熟阶段变化速度又趋缓慢，全过程呈“s”形曲线运动。几个重要年分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840年11%，1860年20%，1920年51%，1960年70%，1990年75%。呈现出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经历的相同的“ｓ”型曲线。(31) 2、在各种规模城市中，大城市居优先增长态势。 从空间结构变化的角度看，美国城市由一般城市扩大到大都市区，由高度城市化到较早、而且是大规模地形成郊区化现象，城市化的空间结构扩展阶段性明显，大都市区也不断扩展，其规模不断向大型化方向迈进。城市本身从相对窄小的社区到地域面积达数百英亩的大都市区，囊括数十个甚至近百个城市，使得原有的城市（city）界限和定义几乎失去意义，“城”、“乡”两个传统的地域概念已不能准确概括美国人口分布趋向了，其他概念如“中心城市”、“郊区”、“远郊”、“小城镇”、“农村”也很难独立反映这一巨大变迁，取而代之的是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所谓大都市区，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城市不同。它是原有的一个或数个大城市与周围的中小城市及其郊区连成一有机整体。美国有关统计和学术部门已用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概念取代了较宽泛的城市和乡村的概念，以2500人口为底线的城市（city）概念也鲜见使用，今天近1.2万个城市绝大部分都分布在全国317个大都市区之中。(32) 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20世纪美国城市化的主导趋势是大都市区、尤其是大型大都市区的发展。这种以大城市为轴心横向扩展，从而使其市区和郊区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又可称为大都市区化（metropolitanization）。(33) 美国城市发展的这种新变化，仍然带有人口集中的性质，当然是低密度的集中，有别于工业化时期的高密度集中；而且，这种集中并不是各种规模的城市都有的普遍现象，而主要发生在大型大都市区，规模较小或孤立独处的小城镇人口则持续减少。城市发展的主导现象是人口的集中，所谓人口分散化，确实存在，但不居主导，而且是有条件的：其一，限定在特定地区，目前主要是在东北部；其二，限定在大都市区内的小城镇。近来常见一些报道称美国人向小城镇流动成为时尚，这是不准确的，在这里的小城镇前面必须加上“大都市区内”几个字。这是新时期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明显特点。如果仍套用传统城市化概念来分析美国城市的发展，望文生义，便使很多问题陷于无法解释的境地。 可见，大城市的优先发展、尤其是大都市区的发展，是从20世纪初就已出现的规律性现象，不能仅限于70年代的孤立考察。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都市区持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从1940年近半数美国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到1990年近半数美国人口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大型大都市区为标志，大都市区化已成不可逆转的定局，换句话说，大都市区化已进入成熟阶段。70年代的大都市区发展一度趋缓只是过渡性现象而已，不宜将其概括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三、郊区与市区同属于大都市区的有机组成部分，郊区化不能等同于“逆城市化” 对于大都市区的持续性增长，一般人们都习惯地把它看成或笼统地称为郊区化的扩展。“逆城市化”论的主要依据尽管表述不同，但实际也是强调郊区化，所以，还有必要讨论一下“逆城市化”和大都市区化及郊区化的关系。 郊区的横向扩展是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现象，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后更形加快。在此过程中，郊区人口的增长成为拉动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研究大都市区的权威学者卡尔·艾博特发现，1950至1980年间“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的80%以上发生在郊区”。(34) 到1970年，全国郊区人口超过居住在市区内的人口，形成继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以来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1990年，郊区人口占大都市区人口更增至60%。(35) 大都市的地域扩展也是通过郊区的蔓延实现的。(36) 随着郊区人口的增多，制造业开始向郊区迁移，再之后就是商品零售业，1970到1990年间，郊区出现了2.5万个购物中心，(37) 由此带动商品零售业重心转向郊区。相应地，郊区的就业也占了全国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郊区化的负面影响也随之彰显，突出表现是郊区地域的过度蔓延，导致或加重了很多社会问题，如居住区隔离、教育隔离和就业隔离等，近年来甚至贫困化现象也向郊区蔓延。(38) 此种现象确实令人不得不对郊区刮目相看，但若据此认定郊区化是本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则未免“喧宾夺主”。其道理很简单：郊区是大都市区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它与中心城市是相互依存和互补的，而非孤立存在和发展。在主体上它是相对于市区而言的，是城市在功能上和空间上的延伸。郊区又是一个相对的、不稳定的地域概念，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其内涵都是不一样的，很多学者常用“城市边缘区”、“城乡交错带”、“城乡结合部”等，强调郊区的边缘性和变化性。郊区化则是指人口、就业机会、产业部门从城市向郊区迁移的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催化下，郊区变成了城市化的地区（urbanized areas），原来的城市边缘地带发展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实际上等于“郊区城市化”而不是“城市郊区化”。另一方面，郊区也起到了舒缓城市压力的调节作用，是中心城市功能外延的产物，或者说是大都市区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绝不是与中心城市相对立的两个部分。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种高级发展阶段，即本文归纳的大都市区化阶段。 相对而言，作为大都市区另一组成部分的中心城市，虽人口增长缓慢，但其功能也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当中心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市区空间形成饱和，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口外流、产业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趋势。到70年代，由于种族骚乱、财政危机等因素导致中心城市问题恶化，这种外迁的趋势更为明显。(39) 但是，中心城市的衰退只是暂时现象，并非永久性衰退。人口和产业的分散化缓解了中心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改善了城市生活质量，无形中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复兴。(40) 更为重要的是，中心城市在人口和产业外迁的同时，进行了功能的转变，完成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性经济的转换和升级。(41) 作为中心城市的神经中枢的中心商业区（cbd），汇集了产品设计、广告、生产程序制定、市场营销、法律、金融、保险、会计、公关等等生产服务业这些高层次的经济活动。(42) 这些部门并非直接生产经营有形产品，而是涉及无形产品--信息。通过对信息的获取、加工、判断、反馈等过程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服务。(43) 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心城市迅速增加的白领工作机会以及完备的服务和娱乐设施的吸引下，大批居民向中心城市回流速度加快。根据1990年人口统计结果，美国最大的50个中心城市中的32个在80年代保持人口增长，百万以上人口的中心城市增加了29个。(44) 90年代，这一势头变得更加强劲。(45) 在大都市区内，虽然郊区形成一些次中心，在很多方面可与中心城市互争消涨，但在信息和服务这些后工业化社会的关键部门，仍对中心城市有很强的依赖性。 由此看来，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内的主导地位仍是不可替代的。1995年，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在提交克林顿总统的《全国城市政策报告》中表示，“美国不能放弃它的城市，美国这样做承受不起”，“中心城市的兴盛对于整个大都市区是至关重要的”，并建议“联邦政府有责任帮助恢复中心城市作为就业与机会的扩展者的角色”。(46) 美国对外竞争实力主要体现在它的大都市区，依托这些大都市区的核心地区的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高度集中也便利技术专门化。只有在中心城市，门类齐全、配套合理、分工精细、功能明晰的服务业才有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中心城市本身也是靠对周边地区提供服务等来提高自身甚至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有的研究发现，美国郊区公司的53%的会计服务和71%的法律服务来自中心城市的相关事务所。(47) 这里也应指出，许多学者在津津乐道于郊区化和“逆城市化”时，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郊区的优先发展现象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区、而非其他地区。1970年时，在郊区人口超过市区人口时，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也随之上升到68.6%，(48) 到2000年进一步增加到80.3%；非大都市区人口数量则不断下降，所占全国人口比例持续降低，小城市发展呈萎缩之势，其郊区的发展更是无足轻重。显然，如果仅以郊区化来概括美国城市化的总趋势，不啻以偏概全，使人误以为美国所有城市的郊区都在快速发展；况且，郊区化与中心城市的复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仅仅用郊区化不足以反映其全貌，使用大都市区化的概念方可更全面地反映城市化的实际。前面提到的《全国城市政策报告》也发现，“今天可能把美国经济看成是以大都市经济为中心的‘共同市场’更为准确。”(49) 事实上，美国相关统计与分析部门现在已更多地使用大都市区生产总值(gross metropolitan product，简称gmp)的概念、而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来反映经济增长的实际。(50) 在某种意义上，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都市区。 至于“逆城市化”论把郊区化视同“逆城市化”，或者认为是城市化的一股“反叛”逆流，同样是模糊了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关系，说到底是对城市化的实质有误解。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并非始于70年代，而是20世纪初城市人口到总人口一半以上时就开始出现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类社会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具有必然意义的理性选择，与仅限于70年代的“逆城市化”有本质区别。郊区化不完全等同于“逆城市化”，也不宜等量齐观。正如前文所论及的，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种外延，是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升华。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绝不应仅仅从消极层面理解与评价郊区化，甚至违背城市化发展规律，“防止”或“避免”郊区化。(51) 美国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弊端是有的，如横向蔓延过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失控、造成一些包括居住区隔离之类的社会矛盾等等，我们不应为其掩饰，也不宜夸大，要有分寸地把握，但这已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容另文详之。 总之，“逆城市化”论对城市化概念做了很狭隘的理解，仅限于某一时断大做文章，没有注意到城市化的总体发展规律和新的发展趋势，低估了大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大都市区化标志着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是比传统城市化涵盖范围更广的一个新的规律性现象，“逆城市化”论偏重强调和孤立考察郊区化，不足以反映城市发展的全貌；而且，郊区化的影响未必都是消极的，不应成为我们限制大城市发展的依据。 *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项目和“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以及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也有的笼而统之地称六七十年代，谢文蕙等则认为是美国、英国和日本分别于本世纪4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的，但未见详细论证。见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6页。李其荣仿效此说，见李其荣：《对立与统一：城市发展历史逻辑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0页。 (2)还有人认为除了人口向郊区移动、市中心区吸引力下降外，还表现为“中心城市开始分解，小城市成为城市化的主力军……担当起继续城市化的重任”。见谢文蕙、邓卫：前引书，第66页。 (3)刘传江：《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及其机制》，《世界经济》，1999年第12期；崔爱民、刘金霞：《中外城市化模式比较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河北学刊》1999年第4期；王放、李后强：《非线性人口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城乡建设部经济系编：《城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5)宁越敏：《论世界大城市的发展趋势—兼论我国大城市的发展问题》，《城市问题》1990年第4期。 (6)刘传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5页。李其荣也仿效此说，见李其荣：前引书，前言部分。论及“逆城市化”问题时，类似的转引、仿效甚至照搬的做法比较普遍。 (7)龚义清：《90年代国外大城市发展和比较》，《城市规划汇刊》，1992年第2期。 (8)brian j.l berry, ed., 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berkerly hills, ca:sage publication, 1976),p.34; brian j.l berry, “the counter-urbanization process: how general?”, in nile hansen ed., human settlement syste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structure change and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ublishing co., 1976. (9)a.j. fielding, “counterurban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progress in planning, 1982, 17:3-52. (10)a.champion, ed., counterurbanization: the changing pace and nature of population deconcentr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1989), p.93; j. m. wardwell and d. l. brow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70s”, in d. l. brown and j. m. wardwell eds., new directions in urban-rural migration(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11)carlvin beale, “rural areas end trend, surpass cities in growth,” new york times, march 3,1981. k. m. johnson and c. l. beale, “the recent revival of widespread population growth in non-metropolitan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 rural sociology, no.3, 1984. (12)kenneth fox, metropolitan america: urban life and urba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80(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8), p.223. (13)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5 (washington d.c., 1985), p.5. (14)g.a.卡利诺发现，70年代人口分散化现象是与就业向大都市周边地区扩散同步产生的。g. a. carlino, “declining city productivity and the growth of rural regions: a test of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no.18, 1985. (15)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4 (washington d.c. 1995), p.53. (16)edward w. hanten and mark j. kasoff, eds., new directional for the mature metropolis: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for change ( cambridge, ma: schenkman publishing co., 1990), p. 122. (17)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5 (washington d.c.,1985), p.17. (18)richard l. forstall and james d. fitzsimmons, metropolitan growth and expansion in the 1980s,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king paper no,6( http://www.census.com/papers.html). (19)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4 (washington d.c. 1995), p.36. (20)w.h. frey, and a. spears, regional and metropolitan growth and dec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russell sage, 1988); d.e. starsinic and r.l. forstall, patterns of metropolitan area and county population growth:1980 to 1987,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5, no.1039(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1)f. wilson, “temporal and subnational variations in the reversal of migration flows between metropolitan and nonmetropolitan areas,” social forces, no. 6, 1986. (22)王旭：《美国‘阳光带’城市的兴起述评》，《世界经济》，1990年第12期；王旭：《美国中西部与中国东北部工业城市发展周期及其特点》，《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23)larry long and alfred nucci, sparial and demographic dynamics of metropolitan and nonmetropolitan terri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vol.1, 1995. (24)区域重组理论影响稍大一些，它对于70年代的东北部和90年代的东北部及中西部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不足之处是对处于后起的西部和南部的解释尚不充分。对90年代研究状况反映较充分的是：peter gordon and harry w. richardson et al., “metropolitan and non-metropolitan employment trends in the us: recent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urban studies, no. 7, 1998. (25)larry long and alfred nucci, “accounting for two population turnarounds in nonmetropolitan america,” harry k. schwarzweller and brendan p. mullan, eds., research in rural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stanford, connecticut: jai press, 1998). (26)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e state of the cities, 1997, 1998, 1999, 2000, (http://www.hud.gov/publications/polleg). (27)richard l. forstall and james d. fitzsimmons, metropolitan growth and expansion in the 1980s,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king paper no,6( http://www.census.com/papers.html). (28)u.s. census bureau, census and you, vol.26, no.4, april 1991. (29)u.s. census bureau, census 2000, population and housing unit counts, united states(2000 cph 2-1,http://www.census.com). (30)richard l. forstall and james d. fitzsimmons, “metropolitan growth and expansion in the 1980s.” (31)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80页。 (32)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rs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unties, u.s. metro economies: the engines of america’s growth(http://www.usmayors.org/uscm), may, 2000. (33)对此，笔者曾有专门论述，可参见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下篇：大都市区化部分）；王旭：《大都市区化：本世纪美国城市化的主导趋势》，《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王旭：《当代美国大都市区社会问题与联邦政府政策》《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等，本文不再赘述。 (34)carl abbott, “the sunbelt: concept and definition”, in gerald nash ed., the urban west(kansas, 1979), p.13. (35)u.s. census bureau, census1990, population and housing unit counts, united states(1990 cph 2-1, http://www.census.com). (36)richard m. bernard and bradly r. rice, eds., sunbelt cities: politics and crowth since wwii (university of texas, 1983), p.317. (37)王旭：《美国郊区化与购物中心的兴起》，《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38)william h. frey, "the new geography of population shifts: trends toward balkanization," in reynolds farley, ed. state of the union -- america in the 1990s, volume ii: social tren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1995), p. 271. (39)jon c. teaford, the 20th-century american cities: problems， promise and reality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52. (40)donald j. bugue, ed.,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trends and future projection(the free press, 1985), p.140. (41)以美国制造业基地著称的中西部大都市区也于80年代中期以后完成了向服务业中心的转变。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assessing the midwest economy: looking back for the future,” (http://www.frbchi.org). (42)mattei dogan and john d. kasarda, eds., the metropolis era: a world of giant cities (sage， 1988), vol.1, p. 112. (43)carl abbott, the new urban america: growth and politics in sunbelt citi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 p. 171. (44)u.s. bureau of census, census and you, vol. 26, no.4, april 1991. (45)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 ( http://www.census.com). (46)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urban policy report,” july 25, 1995(http://www.hud.gov). (47)alex schwartz, "corporate service linkages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a study of new york, los angeles, and chicago,"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1992) pp. 276-296. (48)kenneth fox, metropolitan america, p. 51. (49)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urban policy report, july 25,1995(http://www.hud.gov). (50)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rs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unties, u.s. metro economies: the engines of america’s growth (http://www.usmayors.org/uscm), may, 2000. (51)最有代表性的是吴良镛的观点，见“中科院院士吴良镛呼吁：防止城市郊区化现象”，《光明日报》1998年5月21日，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