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就中美关系而言则更是多事之秋。在这一时期，中国和美国不仅经历了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初步解决，台湾问题开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并由此引发了两次所谓的"台湾海峡危机"（以下简称台海危机）。[1] 两次台海危机是战后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极为深远，这一课题的研究一直引起中美学术界的浓厚兴趣。美国学术界对台海危机的研究起步较早，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大致经历了"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三个主要时期。由于台海危机的研究不仅涉及战后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冷战政策、美国危机决策的过程，而且更与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特别是核武器对美国军事战略和外交决策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密不可分，所以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并随着研究角度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政府档案文件的不断解密，美国学者的研究层次也不断加深，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点，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就；但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榷或必须批驳的。中国学术界对台海危机的研究大致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经历了从中共党史和单纯的战史研究向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转变过程。同时，由于中国学者在研究时已经有美国解密的档案文件可资利用，因而研究起点相对较高，对中美两国的决策及其影响都做了较为客观的论述，但在研究视野、研究深度以及研究的系统性等方面尚存在差强人意的地方。另外，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系统的档案文献，有关中国决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廓清。 美国外交史学的"传统学派"和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 关注和研究最新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是美国外交史学界的一个传统，而对台海危机的研究则是这一传统的充分体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整个七十年代是研究的第一时期，也是"传统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激发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直接动因是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爆发，美国学术界试图由此研究来探究台海危机的起源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但五十年代末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对危机的"叙述"，尚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进入六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开始从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实质以及中国炮击的原因等问题着手，对第一次台海危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传统派史学家在研究中首先强调了杜勒斯在决策中的主导地位。迪恩·赫勒（deane heller）和戴维·赫勒（david heller）在《约翰·杜勒斯----和平的战士》中，称杜勒斯是美国"最伟大的国务卿"，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支配着决策；他们认为杜勒斯坚持美国必须保卫沿海岛屿，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杜勒斯主张要坚决反击，以证明美国不是"纸老虎"，敦促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权保卫台澎和"相关地区"，说服国会加快批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反对英国要求美国压蒋撤出沿海岛屿的建议。弗雷德·格林（fred greene）同意上述结论，认为美国在危机中是坚持保卫沿海岛屿的。[2] 而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从美国冷战政策的背景出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将国际共产主义视为铁板一块，将新中国视为"莫斯科的附庸"，因而美国决策者希望利用危机对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而在决策过程中，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左右着政府。[3] 哈罗德·欣顿（harold c. hinton）在《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中，详细论证了中国炮击金门的原因：第一，国民党占据沿海岛屿并对中国海岸线进行封锁，"当中国开始发展同非共产主义集团的贸易，并将其工业投资的重点从内地转向沿海的时候，这种封锁比以往更为有害"；第二，当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及军队现代化尚处初期阶段之时，国民党在台湾海峡的活动使中国有理由担心美国正对其进行战略包围，它希望采取行动防止国民党进一步稳固它在台湾及沿海岛屿上的势力；第三，随着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台湾海峡成为中国可以对美国施加压力的唯一地区。因此欣顿的结论是，中国炮击金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必要。这一论点为后来的大多数修正派学者所接受。[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台湾问题将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这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学者们力图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因此台湾问题就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而第一次台海危机则无疑是研究的典型个案。另外，由于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美国前驻台"大使"卡尔·兰金（karl l. rankin）回忆录的出版以及杜勒斯有关文件的解密，美国学者对危机的起源、危机过程中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对沿海岛屿的政策以及危机的影响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中国的资料（主要是报刊方面的），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研究论著。福斯特·雷亚·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在《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中开始注重艾森豪威尔的作用，认为"总统推行的是中间路线"；然而，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表明，一旦中共进攻沿海岛屿他将如何行动"，但他在危机后期所采取的政策就是不使美国承担协防沿海岛屿的义务。同时，福斯特·杜勒斯还注意到公众舆论和国内政治对美国决策的影响，他指出，国会和公众在当时都一致认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政策能有效地保卫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当时美国国内压倒一切的反共情绪不允许有任何后退，因为美国如不打算从东亚完全撤出，就必须支持国民党。 [5]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台湾海峡危机的两部重要著作：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 smoke）合著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慑》和卡利奇(j.h.kalichi)的《中美危机的模式》。这两部著作由于视野开阔，运用了新的理论方法和在当时堪称最全面的研究资料，因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它们一经面世，便好评如潮，《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慑》还获得了美国史学界的大奖——班克罗夫特奖。乔治和斯莫克在研究中运用了威慑理论，并使用所谓的"结构集中比较法"对危机发生的宏观背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以致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在1982年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告别演说"中称："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不用这种方法去研究所有的外交方式和问题。" [6] 乔治和斯莫克在书中指出，当时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的基本观念是：中国是国际社会中"无法无天的侵略者"，中共在大陆的统治是暂时的，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主张以"两个中国"解决国共冲突尚不成气候；相反，政府主要成员则要求改进国民党的攻防能力，使之对中国大陆构成威胁，以便时机成熟时允许并帮助国民党"光复大陆"。这样，中国的"基本政策是消极地等待，还是采取非挑衅性的行动防止局势中这些潜在危险不至于出现，这种选择就要求以细心的、可控制的刺激措施不时地采取行动，以此产生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压力，从而可能以更为有利的方式来消除局势中的不明朗因素，或起码削弱国民党和美国强硬派共同图谋反对中国的能力"，这就是中国炮击沿海岛屿的主要动机。关于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从一开始就明确承担了对台澎的防卫义务，随着危机的发展和加深，美国虽含糊其词，但还是将承诺扩展到了金门和马祖。尽管协防沿海岛屿存在着明显的困难，美国仍如在1948年柏林封锁时期那样做出了承诺，而威慑因素是美国决策的主要动因，尽管艾森豪威尔非常不情愿这样做。除决策层内部的辩论外，艾森豪威尔还面临着来自国会、国内舆论以及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盟国等方面的压力；"显而易见，政治上的考虑及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压力的反应，影响了这些决定"。从上述分析中乔治和斯莫克得出结论认为，从威慑方面讲，第一次台海危机是一个既包含成功也包含失败的个案；其成功的一面在于"北京并未对金门和马祖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去考验或削弱美国的承诺"。另一方面，美国的威慑"并没有阻止北京依据自己的意愿采取规模较小的行动，以施加可以控制的压力来考验（如果可能并削弱）美国的承诺"[7]。 卡利奇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决策理论运用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中。关于中国炮击的动机，卡利奇对其他学者的论点不以为然。他指出，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希望增加自己在亚洲大陆的影响，并计划在沿海侧翼进行试探，因此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必须从战略和外交方面加以解释，因为"中国人感到有能力占领国民党控制下的沿海岛屿而不致引起美国的干涉"。另外，中国担心帝国主义势力正重新纠合起来，试图以武力占领中国领土。这样，炮击金门就可以起到以下三方面的作用：一、表示反对美国组建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它既影响了中国进行试探的时间，又影响了中国的决心"；二、试探美台关系的密切程度；三、试探沿海岛屿在美国政策中的地位。卡利奇高度评价了杜勒斯在决策和危机处理中的作用，认为他"对一些可以产生相对成功之结局的因素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保持了美国在沿海岛屿政策上的灵活性"。卡利奇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中国的危机决策，断言"中国没有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没有迅速动员起来，在美国对国民党的承诺具体化之前对沿海岛屿造成既定事实。" [8] 除注重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研究还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注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1973年出版的《中国与台湾问题----文献和分析》和多卷本的《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文献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系普雷格出版公司的"国际政治和政府政治专题研究丛书"的一种，收录了研究台湾问题（包括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论文四篇，有关史料100多件，出版后反映颇佳，并于1979年修订再版。而后者的第四卷专门收录了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要史料，其中不少涉及五十年代的台湾海峡危机。这两部史料集成为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前期研究台海危机必备的参考书。[9] 第二，随着冷战史研究中"修正学派"力量的不断壮大，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了重评艾森豪威尔的决策地位和作用的论著，"修正学派"的主要论点初露端倪。[10] 曾在约翰逊政府内担任要职的汤森·胡普斯（townsend hoopes）在《魔鬼与约翰·杜勒斯》中就中国的动机和美国的目标等问题对传统学派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胡普斯认为，中国的目标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表明中国并非消极接受美国通过同国民党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强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的局面；另外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对台湾发动两栖进攻的军事能力，炮击并不是进攻台湾的序幕，甚至连封锁或进攻金门的打算都令人怀疑。至于美国的政策和艾森豪威尔的作用，胡普斯基本上否定了传统学派的论点，他赞扬美国以"警惕和决心在绥靖和全球战争之间那条狭窄而危险的地带中涉险过关"，艾森豪威尔全力以富有技巧的路线指导政府的决策；"他看待问题的角度更为开阔，保持着出色的协调能力，设法保持对政府的控制，包括控制政府内部那些同总统的和平目标相左的强有力的因素，尽管这种控制有时是不稳定的"[11]。 第三个特点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呈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趋势，参与研究的学者已不仅仅囿于历史学家，其他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学者加入研究行列，他们利用其专业特长，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角度，并在某些方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局限性，从而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入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政治心理学》杂志（political psychology）、《政治学季刊》杂志（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以及《国际关系研究季刊》杂志（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等刊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修正派史学家研究的阶段性和重点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学术界出现了不少研究台海危机的有份量的著作，修正派史学家开始占统治地位。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一方面由于学者们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仅重新检讨了危机期间的重要问题，而且还尝试用新方法透视以前研究中鲜有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有关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各种档案不断解密，特别是1985年和1986年出版了有关这次危机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此，以1985年为界，"修正学派"的研究非常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为"修正学派"的研究确定基调，而第二阶段则是从各方面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其论点。 1981年罗伯特·迪万（robert a. divine）出版的《艾森豪威尔与冷战》，是为台海危机研究的"修正学派"奠定研究方向的代表作，值得详细评介。迪万在研究中并没有利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当时新近解密的档案，而主要利用第二手的论著，并声称如此这般之目的在于呼吁学者进行档案研究，因为这些档案是"慎重地理解艾森豪威尔在历史上的地位" 所必不可少的。迪万重新界定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决策中的关系，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利用杜勒斯，但也自信自己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他需要一些具有外交知识与技巧的人"；这样，艾森豪威尔努力使冷战处于控制之下，缓和紧张局势，避免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在这种分析结构下，迪万对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的美国决策进行了重新评价，他强调说："艾森豪威尔不仅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决定了美国的政策，而且使危机得以圆满结束。他采取了杜勒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思想并使之更加准确无误，他没有依赖明确表示使用核报复来恫吓美国的对手……艾森豪威尔更倾向于使共产党人捉摸不透。他为美国政策注入了精心设计的模棱两可的因素。他拒绝公开宣布他是否承担使美国卷入抵御进攻金门、马祖的义务，因此使中国共产党人心慌意乱。当危机变得更为严重时，他使用了慎重的核威胁，既警告了中国人，又没有侮辱他们或刺激他们发动进攻。艾森豪威尔政策的妙处就在于，至今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他是否会对进攻沿海岛屿做出军事上的反应，以及他是否会使用原子弹……他在福摩萨危机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行动自由，并对一系列复杂事态的发展保持着控制。" [12] 由迪万的研究开始，许多学者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对第一次台海危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将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首先，修正派史学家充分肯定艾森豪威尔在外交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安娜·纳尔逊（anna kasten nelson）通过对艾森豪威尔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之间关系的研究，考察总统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她指出，艾森豪威尔共参加过339次的正式会议，他鼓励进行公开辩论，通常是在会议临近结束时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做出决定；为了协调国家安全政策同外交之间的关系，艾森豪威尔定期同负责外交决策的官员进行磋商。因此，纳尔逊的结论是，不论在哪里做出决定，"处于决策中心的都是艾森豪威尔总统"。[13]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的研究独辟蹊径，认为以往的研究者并未能理解艾森豪威尔在领导艺术方面的"隐蔽"风格。格林斯坦强调说，在公开场合，艾森豪威尔成功地树立了热情、友好以及在措辞上含糊其词的形象；在私下，艾森豪威尔是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他控制着决策过程。格林斯坦认为："对明确表明自己作为国家领袖及国家团结之象征的个人立场和作用，艾森豪威尔是非常敏感的；他那反复斟酌的句法是个公开的计策，用来淡化抨击和避免分裂。当他想表明自己的意图时，他就授权别人如杜勒斯充当艾森豪威尔冷战政策的避雷针。"格林斯坦进而指出，是艾森豪威尔做出了一系列关键的决策，而不是他的下属。 [14] 在上述分析结构下，修正派史学家重新梳理了总统和国务卿在决策中的关系。贝内特·拉什科弗（bennett rushkoff）在一篇较有影响的论文中指出，对危机期间高层决策的进一步研究揭示，"是总统仔细考虑了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是总统的想法基本上决定了美国同中共对抗的方式"。拉什科弗分析说，首先，艾森豪威尔似乎很好地理解了与决策相关的军事和政治因素；危机开始后不久，他就自我判断金门地区的军事形势，而非消极地接受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协防这个岛屿的建议。其次，艾森豪威尔在有关沿海岛屿的主要政策辩论中都做出了极大贡献；他对军事形势实质的判断，都与当时考虑中的选择方案相吻合。通过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危机期间的电话会谈备忘录，拉什科弗认为"杜勒斯起码是在一段时间内按艾森豪威尔设定的路线行事，而艾森豪威尔则负责制定了对沿海岛屿的政策"。[15] 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在其两卷本的艾森豪威尔传记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主题，甚至称艾森豪威尔对危机的处理"堪称杰作，是他漫长政治生涯中的伟大胜利之一"。安布罗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处理危机的突出之处是，"在危机的每个阶段都有选择的自由。灵活性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最高统帅时的特点之一；作为总统，他坚持保持这种灵活性。他本人根本不知道进攻金马时他将做出何种反应，因为他坚持要等到确切知道了进攻的真正性质之后才能决定如何应付。他真正知道的是，当决策时机到来时自己将有最大的选择余地。"这样，虽然在整个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被相互矛盾的意见所包围，但他唯一采纳的是自己的意见。[16] 当时在"修正学派"中颇负盛名的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遏制战略》中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着手，评价了台海危机时期的美国政策以及艾森豪威尔的作用。加迪斯在研究中强调了两个问题：信誉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和威慑战略在危机中的作用。加迪斯指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所以关注沿海岛屿，"并非因为它们对保卫台湾是至关重要的，或是由于同意国民党决定增加在沿海岛屿上的兵力，而在于接受了蒋介石对沿海岛屿重要性的评价，即倘若这些岛屿落入中国手中，台湾的士气将严重受挫，并导致更为重要地区的丧失"，由此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的信誉。加迪斯进一步指出，由于沿海岛屿靠近大陆，单纯的海空军力量无法保卫它们，"杜勒斯主张使用核武器，而艾森豪威尔则同意杜勒斯的估计，并有意将打算使用核武器的考虑公诸于众……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进攻金门和马祖，艾森豪威尔政府准备使用核武器"。因此加迪斯的结论是，艾森豪威尔"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威慑方面较为重要的目标，但这一目标是在有限战争的态势下，通过偶然乐意使用原子弹，通过不必要地混淆他试图威慑的东西，通过没有坚持他自己对谈判的承诺以及通过一连串十足的好运"；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连贯的，在几乎每一个决策阶段他都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因此就总体而言，艾森豪威尔"使自己的战略符合国家利益，而不是危害国家利益"[17]。 加迪斯提出了备受学者关注、同时也是"修正学派"分歧较大的几个重大问题。戴维·迈耶斯（david mayers）在《打破磐石》一书中，认为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沿海岛屿政策的实质是，以模棱两可的立场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迈耶斯指出，美国决策者一开始就意识到，金门和马祖与台湾和美国的安全毫不相关；但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守住这些岛屿，因为"放弃国民党占据的土地，即使是那些没有意义的岛屿，在1954年秋也将会被公众视为莫斯科和北平的又一次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政策："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放弃这些岛屿，并宣称这些岛屿对台湾的防务并不重要，以此避免美国信誉的丧失；另一方面美国也发出了警告，如果中国轻举妄动，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 [18]安布罗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在是否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含糊其词，"从而使得中国停止了进攻"；同时艾森豪威尔"要在他圈定的范围内留有选择，如果他不得不进行原子战争，他要对所使用的武器进行选择"。因此，安布罗斯不同意加迪斯的结论，他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从未非使用原子弹不可，没有把整个世界投入战争之火，并在不丧失领土和威望的情况下维护了和平"。[19]伦纳德·戈登（leonard h.d.gordon）从分析危机期间美台关系的演变出发，认为美国在五十年代形成了"不在台湾海峡地区使用武力的政策"，从而也无从谈起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戈登指出："在整个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是同情国民党重返大陆的事业和最终目标，因此美国继续给国民党军援，其限度则在于使国民党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用于自卫，而非使之反攻大陆。"由此戈登明确认为，艾森豪威尔"通过把军事威慑的防御战略同政治上对约束力发挥其影响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从而灵活地同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这种平衡的形成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取得的值得称道的成就"[20]。 1985年出版的托马斯·斯托尔帕（thomas e. stolper）的《中国、台湾与沿海岛屿》是"修正学派"研究中的一部承上启下的著作。这部著作广博史料，不仅利用了白宫备忘录系列档案、立法会议记录系列档案、杜勒斯口述史资料、兰金文件和顾维钧回忆录，而且还参阅了中国方面的有关资料如《人民日报》及英文版的有关中国外交和台湾问题的文献，同时还引用大量第二手的论著，是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力作。斯托尔帕首先重新界定了"危机"的概念，他指出，对中国人而言，国际危机是"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果，军事冲突的局面并不总是危机"；同时，"危机"一词还意味着局势失去了控制。根据这种判断，斯托尔帕并不认为在台湾海峡的对抗是"危机"，他在书中使用了"事件"这个词。关于中国炮击的动机，斯托尔帕强调："1954-1955年的台湾事件并不是针对大陈或金门，而是北京所进行的一场长期的斗争，旨在防止美国象沙俄和苏联分离外蒙古那样，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因此中国的动机就是"坚决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并不意味着要夺取几个小小的沿海岛屿，而是要防止任何改变台湾地位的企图，因为此种改变可能会使台湾永远为北京的能力所不及，除非以一场世界大战的代价"。关于美国远东政策的长期目标，斯托尔帕通过分析认为，"是将台湾拉入太平洋防务体系，以便为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寻求国际上的支持"；这样，"建立独立的福摩萨要求放弃沿海岛屿，而支持国民党则要求守住这些岛屿"。但艾森豪威尔看到了这种矛盾，同时也意识到放弃沿海岛屿将严重损害美国在亚洲的信誉。对此，斯托尔帕指出，由于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以及国内外的制约因素，使美国既不能放弃金门和马祖，也不能承诺保卫这些岛屿，因此美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给中国一个不明确的局面，艾森豪威尔希望北京明白，不要使他处于一个他不得不做出明确决定的境地。"斯托尔帕还认为中国从这次事件中得到了"不少好处"：如清除了浙江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加强了福建前线以及使美国明确表示不支持国民党侵犯大陆等。[21] 从1985年开始，有关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美国外交档案文献相继编辑出版，这不仅激起美国学术界对五十年代中美关系研究的热潮，更对修正派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这一现象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证明就是，从1985-1990年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博士论文数量可观，其中不少是出自留美中国学者之手，颇具影响。在八十年代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修正学派"依据新的史料，对台湾海峡危机的起源、美国对苏政策同其对华政策的关系、苏联在危机中的作用、核武器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危机的重要后果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出现了一批影响不小的成果，进入了八十年代"修正学派"研究的第二阶段。 关于台海危机的起源，修正派史学家进一步发挥了"传统学派"的论点，研究了美国东亚冷战政策的作用。迈耶斯论证了中国安全环境所受到的威胁，特别是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和东北亚安全体系的建立；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政策也是造成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突然爆发的主要原因"。迈耶斯进一步指出，从中国的角度看，"如果可以把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从离自己非常近的沿海据点赶走，这将极大地改善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炮击金门也显示了中国的决心，表明它并不屈从美国不断增加的对台湾的支持"[22]。诺曼·格雷伯纳（norman a. graebner）在一篇论文中研究了艾森豪威尔对国际共产主义，特别是对亚洲共产主义的态度，并认为这种态度反映到中美关系上就表现为对中国的"不承认政策以及强调这一政策的放肆语言，这在美国形成了压倒一切的反华一致性"。格雷伯纳虽然相信艾森豪威尔对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度反应刺激了中国，迫使中国采取行动，但他强调艾森豪威尔在危机期间"保持了克制，并没有去防卫沿海岛屿，而是推测中国并不会进攻这些岛屿，从而使总统立场坚定，同时也维护了美国爱好和平的声誉"[23]。 从美国对中苏同盟之政策的角度审视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是"修正学派"研究的一个新突破，并由此提出了所谓的"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的命题。有关楔子战略其实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纽约时报》就发表了题为《莫斯科和北平：西方能打进一个楔子吗？》的文章，最早公开论及了这个问题。迈耶斯在《打破磐石》一书中系统论证了美国分裂中苏同盟的政策，他指出，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希望通过在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它提出苏联不能满足的要求，以此削弱共产主义同盟。"对同盟施加冷酷无情的压力最终就是要使之解体，这个万全的方法合理有效，同时这一政策的设计也未触犯美国的保守观点。"根据这种分析，迈耶斯认为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如果没有外来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消除来自金门和马祖的威胁；只有依靠苏联的帮助，中国才能迫使帝国主义退缩到台湾。"因此美国的远东政策，特别是台海危机期间的政策，就是要对中苏同盟关系施加压力。[24]加迪斯发挥和深化了迈耶斯的论述及主题，他指出："考虑到阻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贸易或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内政治压力，考虑到国会支持蒋介石的程度，艾森豪威尔实际上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能放弃绥靖而选择压力政策作为加剧莫斯科和北京紧张关系的最佳办法。"这一思想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头两年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第一次台海危机就是对这种压力----楔子战略的考验。加迪斯强调，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危机中公开支持蒋介石守住沿海岛屿的决心，甚至到了看来威胁要使用原子弹的地步；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反应……但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把他们在金门和马祖的强硬路线简单地看作一条安抚国内选民的路线，它的意图还在于使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25]。 由楔子战略的这一论题延伸，修正派史学家还考察了苏联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的作用及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迈耶斯指出，苏联在危机的关键时刻"袖手旁观"，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苏联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西德加入北约的问题，它担心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冲突使自己不能专注于关键的欧洲事务，并使自己卷入同美国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的危险之中。苏联的支持仅限于定期对华盛顿口诛笔伐一番。更有意义的是，苏联在危机期间并没有利用美国在亚洲的麻烦，在欧洲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因为对苏联而言，有限的美苏谅解比同中国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要更为重要。"迈耶斯强调说，杜勒斯在危机中还意识到，"苏联将对中国不断施加压力来避免战争"[26]。 八十年代后期修正学派研究的另外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论述了核武器在美国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虽然在研究深度和结论上尚存在着一些有待厘清的问题，但毕竟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八十年代末出现了几部有份量的论著，整理和分析了核武器对美国危机决策的影响。布兰兹（h.w.brands,jr.,）从核武器的角度研究了信誉与台海危机期间的危机处理，他认为在沿海岛屿问题之所以出现决策困境，其关键在于美国对信誉的考虑，布兰兹从两个方面做了论证。首先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他指出，没有一个共和党政府可以轻率地无视支持国民党的议员集团的意愿，这是政治上不容忽视的因素；"艾森豪威尔肯定在寻找在面临侵略时避免明显退却的途径，他相信，超级大国必须保持其信誉"。其次是1954年美国的基本战略态势，布兰兹认为在危机爆发前十个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国家安全战略作了根本的改变，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布兰兹指出，美国决策者意识到不能同时保持常规力量和核力量两方面的威慑，因此主张"在与共产党发生冲突时使用核武器……从一开始，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涉及到信誉问题"。布兰兹通过研究认为第一次台海危机是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早期试验"，因为"美国在1954年秋所面临的是对其核威慑信誉的侵蚀，由于政府已开始削减常规力量，当时已越来越依赖核威慑"。布兰兹颇为正确地指出："美国决策者希望提高其基本防务的信誉程度，是危机中产生许多紧张局面的原因。"但他接着断言，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故意去寻找藉口来展示其使用核武器的决心，显而易见的是，一旦政府官员发现自己面临着一场挑战，他们就希望证明核威胁似乎是合理的，使他们不愿去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样在布兰兹看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成功地避免了战争，同时捍卫了美国的立场；但他们的成功既归功于处理危机的技巧，也归功于幸运。他们发现自己在一个同美国的安全毫无关系的问题上，被迫走到一场大规模冲突的边缘，尽管他们不断试图缩小美国的承诺，以便排除那些不值得防御的地方；然而，由于受国内政治需要的制约，受国际信誉考虑的制约，同时也受其战略政策限度的制约，使他们最终没有那样做。" [27] 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危险与生存》中对危机中核武器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位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核问题专家虽然同意美国决策者对信誉的考虑极大地影响了危机的处理，但有关核武器的作用邦迪认为至少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美国进行过核威胁，这些威胁在有限的时期里不能说不成功，其目的在于威慑而非强迫；第二，艾森豪威尔"争取永远不被迫决定是否使用它们，他愿意让使用它们的可能性带有某些威慑的份量"；第三，危机真正的争夺是小规模的常规冲突，艾森豪威尔"也许要比中国领导人略多地想提高赌注，但他的意愿并不表明他想扩大战争。"因此邦迪声称，第一次台海危机至少表明，"美国有一位总统没有混淆准备威胁与渴望使用的概念。在他努力避免接受失败还是发动核袭击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时，他比数他的原子弹更加仔细地视察登陆艇的行动。"约翰·纽豪斯（john newhouse）在其颇为畅销的《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中同意邦迪的分析，认为艾森豪威尔并不准备使用核武器，"在每次涉及使用核武器的危机中都要利用盟国和国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对官僚机构的惯用手法了如指掌，在这一点上他不比任何人差"。 [28] 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后果与教训，布兰兹指出了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所具有的广泛影响。他说，对美国而言，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训就是，"由于其他原因在其他领域中所做出的决策，在爆发危机的情况下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艾森豪威尔之所以采取新面貌，主要是一个削减防务开支的举措。当他明确地意识到过多地依赖原子武器将限制其未来选择时，他肯定没有想到，在决定几个靠近中国的无关紧要的小岛是否会进行核战争时，他会失去控制"。[29]有关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后果，大多数修正派史学家都接受了约翰·路易斯（john wilson lewis）和薛理泰在《中国制造原子弹》中所提出的核心论点：即美国在危机后期对中国所发出的核威胁，是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发展自己核力量的重要动因。 [30] 关于美国政策中"两个中国"的考虑，修正派史学家也给予一定的关注。南希·塔克（nacy bernkopf tucker）指出，在危机期间，"美国谋求孤立和惩罚中共，同时又试图保护国民党人和防止因进攻金门和马祖而发生军事对抗。如果说艾森豪威尔为实现这些目标与国民党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但又排除国民党重新征服大陆的可能性，那么它的政策就变成了事实上在台湾岛上制造第二个独立的中国。" [31] 这一问题在九十年代的研究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