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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日前，整理懸泉漢簡的詔書資料，其中有一條殘斷非常嚴重的簡文引起了我的注意。釋文僅僅只有四個字，而正是這四個字，不僅可以在史書中找到相同的文字，而且還發現《史》、《漢》二書的差异。而存在差異的原因應該是《史記》的錯字造成的。 簡文為：  □其爲朕率 Ⅱ90DXT0114②:73本簡，松木，上下殘，殘長3.8、寬1.1釐米。殘存五個字只有四個字清楚，即釋讀出來的“其爲朕率”。其中的“朕”字是我們注意它的原因。因為這個字自秦始皇後不是一般人使用的稱呼，唯“天子自稱曰‘朕’”。[1]由之，初步斷定它是詔書殘簡。 在確定它屬于詔書殘文後，運用漢籍全文檢索系統幫助檢索，在《史》、《漢》二書發現“其爲朕率”有二見，即《史記》一處，《漢書》一處。文字分別為：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史記·孝文本紀》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遂）〔朕〕率列侯之國。” 《漢書·文帝紀》 通過對這兩段文字的比較可見，文字差異是比較明顯的，用字或多或少，標點亦有差異。當然，極易產生誤會的是《史記》的“前日計遣”《漢書》作“前日詔遣”。“計”與“詔”出入之大恐不僅僅是用字的問題。因為，二字的含義區別太大，“計”與“詔”兩字是不能互為替代的（現在的引文是標點本，電子書中差異較大）。 一方面，按照《史記》所言，詔書爲皇帝的令，“令爲詔”；另一方面，若是“計”則有商議、計策和未實施的成分在其中。而實際上“列侯之國”已不是“計”，而是已經用詔書的形式頒佈並執行的行為。 “列侯之國”的舉措，在漢文帝二年（前178年），《漢書》記：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而“前日計遣”或“前日詔遣”是在三年（前177）十一月，在“列侯之國”舉措的一年之後，即已經不是“計”而是實實在在執行的政策了。不過，時隔一年之久詔書仍在使用“前日”一詞，二書均同，可見所本原文當如此。 從“計”與“詔”的使用，我們可以判斷《史》、《漢》二書於此的差異，“詔”字是正確的，“計”字則顯然差距較大，應是誤字。即《史記》之“計”當為“詔”。 此外，簡牘文字與史書的對校，在發現《史》、《漢》二書問題的同時，也爲簡文的年代和定性提供了足够的旁證。根據文獻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此條簡文應該是詔書文字或詔書殘簡，所頒佈的時間是漢文帝三年。而其作爲文帝詔書的一部分在懸泉漢簡中出現，應該是屬于後人對詔書文字的移錄，非實際使用文書。其性質與簡牘中出現的“孝武皇帝元鼎六年”、“孝文皇帝三年”詔書相類。簡文如： 馬以節若使用傳信及將兵吏甚邊緣言繡以驚聞獻□寫駕者匹將以美以除候其以教令及孝武皇帝元鼎六年九月辛巳下凡六百一十一字 廄令 87—89DXC:9 前三年十二月辛巳下凡九十一字 126·29[2] 符令制曰可孝文皇帝三年七月庚辰下凡六十六字 332·9 既然屬于後人對前世詔書的錄文，非實用文書，就不能用它的年代來判定文書或文書出土地點的實際年代。按照簡牘釋文例補的方式，本條簡文中尚未釋讀的“□”就應該是“重”字。 又記： 草此短文時，幷沒有參照《史》、《漢》二書的中華書局標點本，成文後校對引文時才發現這一問題，在標點本中已經引起重視幷加以處理。雖然如此，仍不失為從另一角度對標點本的補充說明。其對簡牘文字性質和年代的判斷無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如果揣測不錯的話，本條殘簡中出現的文字應該是移錄的漢文帝詔書。 （編者按： [1]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263頁。 [2]此類簡號見謝桂華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下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