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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最近公佈的清華簡第二冊《繫年》第二章簡9、10有如下一個字形（下文用A表示），整理者直接釋作“京”：  相關簡文爲（釋文非嚴格隸定）： 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晉人焉始啟于京師。 整理者引《公羊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以證簡文，辭例非常好。但從字形上看，仍有疑問。A從字形上看更接近以往所見戰國文字中如下字形：  、 、（陶文）[1] （貨幣文）[2] 、 、（陶文出處同上）以往主流的看法都是釋作“亳”（例如筆者引用這些字形時依據的三種文字編，全部都是收入“亳”字條下）。但是，從很早開始，就有學者做出了不同的解釋。吳振武先生全面介紹了各時期不同學者的意見，最後論定這類字形是從“宅”從“亭”省，當釋作“亭”。[3]由此，上面列出的陶文字形用法都得到了很合理的解釋。不過，郭店楚簡又有如下一個字形：  （《語叢一》簡33）該字形（以下用B表示）所在的文例是：“禮生於莊，樂生於B。”顯然並不是用作“亭”。以往也有一些說法，[4]都不是很妥帖。最有影響的是劉釗先生的觀點，吳振武先生也指出了其中的問題。吳先生將其改讀爲“寧”，並解釋說：“著名的子犯編鐘銘文在講到作鐘之目的時，有‘用匽（燕）用寍（寧）’一語，人之安寧與音樂之關係，于此可悟。既然音樂可以使人安寧，則人之安寧亦需要音樂，簡文‘樂生於寧’，即是此意。”又語譯這兩句爲：“禮儀因莊敬而生，音樂因安寧而生。”這樣也可以講通文意。簡文這八個字分論禮、樂，按照儒家一貫的主張“樂者，心之動也”（《禮記·樂記》文）來看，說B表示內心的某種狀態，是可信的。不過，和儒家典籍對讀，總覺得不夠貼切。 從A所在辭例來看，它和B一樣，都不太適合用“亭”字來解釋，因此這類字形還可以再討論。楚地出土的戰國簡冊中有如下字形：  （上博五《三德》簡7，三例；簡21）此字形（以下用C表示）四見，寫法一致，只是簡21殘斷，辭例不全，姑且不論。簡7辭例爲“皇天弗京”、“上帝弗京”（本辭例兩見），李零先生將“京”讀作“諒”，[5]陳偉先生懷疑此字“就下部而言，很像楚簡中常見的‘就’字”，并以葛陵楚簡乙四簡109字形爲例，主張將該字釋爲“就”。[6]應該說李零先生所釋，和戰國文字“京”字是很接近的，看如下字形：  （《陶彙》5.437）、[7] 、 （貨幣文）[8]、 （戈）[9]可知李零先生釋C爲“京”是對的，在《三德》篇破讀爲“諒”，辭例、韻腳也都很恰當。[10]李守奎先生肯定了前引李零先生的釋讀後還提出： “楚國的‘  ’字多作 ，所从的‘亯’與‘京’偏旁共用，是一種簡化形式。如果去掉 字中間的 ，所余字形就是 。”[11]這個“京”字和C的寫法也很接近。另外還有如下“就”字所從“京”字也值得參考：  （葛陵簡乙四-96）該字下半部  和A的區別，主要是豎筆未曾彎曲。我們知道，戰國文字有時候豎筆下垂，末尾也可以彎曲，例如楚簡中的“就”字一般寫作 （葛陵楚簡甲三-137），又寫作： （葛陵楚簡甲三-56）這種豎筆彎曲，在葛陵簡中還比較常見。由此看來，清華簡整理者將A釋爲“京”也是可以成立的。A和C差別則相對略小，只是從“高”省去“口”部的筆劃，右邊沒有往下折。不過這也有例可循：  、 （均見包山文書簡49） 、 （均見望山2號墓簡13）像葛陵簡甲三-56那樣的“就”字，在郭店簡和包山簡中，豎筆下垂後沒有轉折的寫法，這可能是抄手的書寫習慣使然。與此相對的，A、B和葛陵簡乙四-96不同，它們的豎筆都彎曲了，和“乇”成爲形近字。因爲楚文字中出現了大量的  （郭店簡《老子》乙本簡8）字，獨體的“京”字下部寫法與之靠攏，也許可以用“類化”現象來解釋。[12]與此平行的現象可以“年”、“帀（師）”等字爲例：
A和C還有一個區別就是底下的筆畫運筆方向不同，這只是筆畫正、反的問題，例如表中所舉包山簡2、12的“帀”字即是這一類；B上部“宀”字頭下有接近“口”形的筆劃，這種區別也不足以將它們在字形上區分開來，可以參考本文一開始列出的“亭”字。綜上，A、C二字均應釋“京”，B也應該釋爲“京”。 A、C的文例均已見前。B所在《語叢》簡文“樂生於京”，或可按照C字讀作“諒”，訓作誠、信。試看《禮記·樂記》：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 簡文“樂生於諒”，是《樂記》“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的另一種表述，它相對比較簡單：《樂記》提到了四種“心”能生成“樂”，而簡文只提到其中之一。不過，兩者的基本精神還是一致的，“諒”一般解作誠、信，它和易（“和易”）、直（“正直”）、子（“慈愛”）都是內心修養的優良品質。[15]上面的引文段落結束後，《樂記》還有這樣一段話：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外面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禮、樂分主內外，固然是儒家學派極其常見的言論。值得關注的是簡文“禮生於莊，樂生於諒”，和上面這兩段引文的精神也是基本一致的。《樂記》大段的篇幅都是在討論、闡發“禮、樂”和“修齊治平”的關係，而簡文則是高度的概括。當然，並不是說這八個字和《樂記》之間有傳承關係。 現在回過頭看，A、B和篇首舉出用作“亭”的字形非常接近。A、B所從和C略有區別，C的寫法接近吳振武先生文中所說寫法和“京”字相同或相似的“亭”字。吳先生云： “早期從‘丁’聲的‘亭’字，只出現在秦文字中。當是秦人創造的。在秦始皇用秦文字統一全國文字後，從‘宅’的‘亭’字自在淘汰之列。而與‘京’字寫法相同的‘亭’字，在與從‘丁’聲的‘亭’字并行了一段時間之後，也最終被淘汰。” A、B是否從“宅”，可能還不能做定論。[16]但A、B、C三字都釋爲“京”，則從字形、辭例上看都是可以講通的。在清華簡《繫年》中用作“京師”之“京”；在上博簡《三德》中讀作“諒解”之“諒”；在郭店簡《語叢》中讀作表誠信之意的“諒”。 （編者按： [1]王恩田：《陶文字典》，第136頁。又可參考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第33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2]吳良寶：《先秦貨幣文字編》，第81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3]吳振武：《談左掌客亭陶璽——從構形上解釋戰國文字中舊釋爲“亳”的字應是“亭”字》，中國古文字會第十八次年會論文，2010年10月22-23日，北京。以下所引吳振武先生說，凡見于該文者不重複出注。 [4]可參考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第248頁注釋15。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9月。 [5]李零：《三德釋文與註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第29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6]陳偉：《上博楚簡（五）零劄（一）》，簡帛網2006年2月24日。 [7]《陶文字典》，139頁；《戰國文字編》，第341頁。 [8]《先秦貨幣文字編》，第83頁。 [9]孫剛：《齊文字編》，第110頁。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4月。 [10]王晨曦：《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三德>研究》，第37-38頁。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5月。 [11]李守奎：《包山楚簡120-123號楚簡補釋》，第209頁。《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10月。 [12]此即劉釗先生所論“受同一系統其他文字影響而發生的類化”；肖毅先生稱之爲“字外同化”。說見：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第六章之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肖毅：《楚簡文字研究》第二章第四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10月。 [13]此字從“糸”從“乇”，具體釋讀待考。可參考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第64頁注釋81。科學出版社2011年11月。 [14]此字整理者釋“反”，何琳儀先生改釋。參考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第84頁注釋43。 [15]括號中括注的詞彙，參考了楊天宇：《禮記譯注》，第50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 [16]在前引李守奎先生文中，李先生認爲楚文字中有從“丁”聲的“亭”字。不過李先生所舉包山簡字形所從“丁”，似乎并不是特別明顯。吳振武先生文中提到一類從圈形的“京”字，圈形可能是聲符“丁”的一種寫法。另外，吳先生說從“丁”聲是秦文字，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A這種寫法是否從“宅”，仍不能斷言。其所從“乇”或“宅”形，可能是文字類化的結果，也可能是抄寫時所根據的底本文字造成的。在楚系文字中，“京”字可能接近於葛陵楚簡中“就”字所從的那種寫法，也就是C那種寫法。 (责任编辑：admin) |
（A）
九店56號墓簡26
《容成氏》簡5
包山簡228
《武王踐祚》簡1
包山簡277
《容成氏》簡2“宅”
（B）
（C）
包山簡126
《成之聞之》簡30
、
包山簡2、12
《吳命》簡8
包山簡171“宅”
《成之聞之》簡34“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