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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官保》中，我们则看到一个典型的旗人少年。他“年十七八岁时，皓齿明眸，雪肤华发，言笑妩媚，俨然好女子，且善自修饰，见者靡不流瞩。”这个三官保纵然“外秀如此，宜其温文蕴藉，蔼然可亲”，却也“负气凌人，好勇逞力”，终日在街头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以其美而暴戾，人称“花豹子”。在屡次的好勇斗狠中，三官保认识了佟韦驮与张阎王，三人结为朋党，愈发横行无所忌惮。这位肆行世间的小爷在角胜中曾被打得“体无完肤，四肢不能转侧”，两足指甲缝被刺入棘针的情况下，仍然口不服输，“骂不绝口”。甚至用利刃“于股上刻划至骨，吱吱有声，划成‘天下太平’四字，皮翻肉突，血流被踵”，仍然“谈笑自若”。几近一个土混混的形象，不过其刚勇也确让人惊服。一次遇异，三官保因轻量揶揄已亡故的勇士余斑龙，夜半时即被口称自己是余斑龙而前来领教的人（或鬼）痛打，几丧命。从此以后三官保幡然悔悟，并入籍羽林军，二十岁便阵亡。 金启孮曾在《北京城区的满族》中盛赞《三官保》，认为《夜谭随录》一书价值全在此文：“我们知识分子每知满族少年有贾宝玉、安龙媒等典型形象，从未见人言及三官保的典型形象。是知满族上层、写满族上层的人多，知满族下层、写满族下层的人少。事实上清朝前期满族绝大多数少年是三官保式的，尤其是在京旗之中。”“三官保只是横行京旗之中、斗勇逞强叫字号。以后的游侠也多走的是三官保的道路……当时游侠即混混的斗争，不完全仗着力气和武艺，还讲究英雄和毅力，比如像三官保的不怕打，不怕痛，这就表现出英雄气概和坚忍毅力。”③这样质朴刚勇，充溢京旗文化特质的侠义精神在清代的俗文学创作中被延续下去，及至王度庐而发扬光大。在《卧虎藏龙》中那个市井青皮刘泰保身上，我们俨然可以看到三官保的影子。 和邦额对三官保细致的刻画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无比生动的旗人少年形象，他应当代表了当时满洲旗人一种相当典型的性格特征或者精神向往。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族，是在马上打下来的天下。可是进入中原，定鼎北京后，原来那种粗犷刚勇的民族性格却一再被消磨。这个来自山野的民族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是多么的让人触目惊心，“由骑射的文明到走票唱曲的文明，在这个民族，不能不是人性的萎弱。”④纵然有贵族为了保持些许的阳刚气而“豪迈”地去“熬鹰”，也有乾隆帝坚持不辍的木兰秋围，但仍然不可遏制整个民族迅速地走向萎弱。因此也出现了乾隆年间满族对汉文化短暂的“反攻”——统治者犹疑不定的“收缩”策略。他们意识到满族在整个民族性上的缺失和滑落，迫不及待地想要印证自己的独特性，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和自尊。 这种政策效果是如此的微弱，甚至在某种层面上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敷衍，因为整个皇族仍然积极投身汉文化学习的浪潮，且深陷不能自拔。很多没有任何谋生本领的旗人在日益穷困潦倒的情况下，面对这样精致的文化，也仍然“讲究”而“郑重”地悠闲玩乐。所以我们甚至能在“马矢满地，破壁通邻”，贫寒的某马甲家炕头，看到“鼓词一本”。当然，《某马甲》传达的更多的并不是京城子弟书的流行与普及，而是更为触目惊心的事情：八旗生计问题。 八旗人丁俱以弓马为生。除了披甲当差，旗人无论贵贱，都可以不事生产，以领取统一配给的饷粮，即所谓“吃钱粮”。随着在旗人口的剧增，这所谓的“铁杆庄稼”也由最开始的特权变成了尴尬的“黄金锁”。事实上在和邦额生活的乾隆朝，虽然鼎盛繁华已至顶点，但旗人的生计问题已经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旗人坐吃山空，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下层旗人挣扎于贫困线上。 上文提到的《某马甲》讲的就是有关这样一个穷苦的旗人家庭的故事。马甲某乙居住在安定门外的营房⑤中，一家人生活非常贫寒。也因其贫困异常，经常误了自己的差役，于是佐领就遣领催某甲前去传话，说如果再不速来应役，将被斥革。跟随着甲，我们的眼睛也就看到了那让人心酸的一幕：“入门，马矢满地，破壁通邻。屋三间，隔一间为卧室，妻避其中。时际秋寒，乙着白布单衫，白足吸决踵鞋……”甚至已经“久不举火”了。见此惨状，甲即刻伸出援手来救助，可以想见甲也并没有更多的闲钱，他只是把身上的衣服脱掉，让乙且拿去当掉，换些许米水。在乙赧然抱衣去后不久，甲听到了乙妻在隔壁的哀泣。甲知道那妇人抽泣终究是因为苦贫，不由暗自感叹。这时蓦然见到一“面目丑恶，酷类僵尸”的驼背妇人蹒跚而入，将一把纸钱塞入香炉后离去。正惊恐间，听得隔壁的哭声更加悲切，掀开帘子看时，发现乙妻正要投缳自尽。甲大惊，不避忌讳连忙上前解救并宽慰再三。险剧过后，又见那丑恶妇人，到香炉下寻觅先前放置的纸钱，甲大声呵斥，其“惊走暗处，遂不复见。”询问乙妻才知此当为“索命鬼”，每每来时都会让人“心伤，不克自禁，转念不如一死为快。” 虽则兰岩在文末的评点会让人注意到领催甲的古道热肠和狭义精神，并为之击节赞赏，但是我想更多的人会被文章中描写的贫穷所撼动：和邦额对于那贫穷的勾勒如此真切，对于恶鬼的想象也是如此的恰如其分，从而为本篇锦上添花，这一切都将其本人同情和惨然的心境凸显得淋漓尽致。同样精彩的还有《谭九》，这几乎是历代文人和鉴赏家都钟爱的篇章，也出现在各种文学史的选本中。 《谭九》讲的是“京都花户子谭九”于探亲途中，路遇鬼家的故事。这一鬼家亦只有老妪与年轻少妇，却无关情色。年轻的谭九看到的都是足以让人心酸落泪的场景：那住处是“矮屋两椽，土垣及肩……室中空无所有，惟篝灯悬壁”；那少妇“着红布短袄，绿布裤，蓝布短袜，高底破红鞋，皆敝甚，露一肘一腓并两踵焉。”神情暗淡，“泪睫惨黛，殊少欢容”；那饭席“瓦器绝粗，折荑为箸，以盆代壶……冷不中啖”；甚至连睡觉都“因贫故，并无被铺”。老人郑重地嘱托少年，如果遇到自己的老伴，请他送点钱来，因为“家中吃着都尽矣”……而这仅是故事的内核，在其外还另有一大套子：少年谭九梦醒时发现自己睡在一荒坟乱岗处，及至遇到老妇所描述的自己老伴郝四，才知昨夜所遇为其亡妻与亡媳。郝四夫妇原是“某旗某佐领之父”的巴参领的守墓人，其子媳也曾是巴参领家“宅上婢女”。巴参领的儿子袭了佐领的职位，却因家贫而连墓地都无力修葺——同样也是一个有关贫穷的故事。 和邦额恰到好处的铺排和细节描写，把当时八旗生计的真实状况推到我们面前。与贫穷几乎是零距离的接触让人震撼，也让人深刻地感触到当时已经相当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这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史余”而具备重要的资料价值。除了这些，同时还应该庆幸的是，和邦额在不经意间将满族或京旗的文化及风俗也透露出来。那面容惨淡的少妇虽然衣衫褴褛，但是只一双“高底破红鞋”即可清楚地辨认其旗族身份；更有在眼见谭九灯下抽烟时，嘴馋而讨烟的行为，更是满族妇女们独特的标志。 同样的风俗“展示”比比皆是，譬如《庄竹松》，就纪录了萨满作法的场景：“穆（萨满）冠兜鏊，腰金铃，挝鼓咚咚，口诵神咒，绕园而走。至园后废楼前，嗔目仰视。旋弃鼓，捉铁叉趋步登梯，若有所逐。至墙角，极力叉之，闻牢牢之声，如犬之被挞然。设鼎镬，提叉烹之。咸见一黑狐，大如獾，脱肠而死。”可见在当时民间的萨满崇拜还是很普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