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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礼俗制度化 “人情”最原本的含义是人天然自发的感情和性情，它随心所欲而没有节制，因此必须在建立社会义理的目标下对人情进行规范，使人情完成从自然性向社会性的转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转化的标志就是礼制的出现。 在儒家的社会秩序建构中，“礼”用来连接天人之间的关系。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被称为“理”，它是自然规律，人不能改变，只能服从。在连接天人关系过程中，圣王承天道而制礼，即以天的名义来规范人情。在儒家看来，只要人情能够顺应天意，情感表达达到中和境界，天地万物就运行不悖、秩序井然了。 礼对情的规范，体现了儒家对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思考与建构，在功能上符合传统社会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的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都非常高，高度依赖于人们的相互合作。儒家因此极端重视家庭伦理和家族伦理。礼制对家庭、家族关系的建构，实际上是对人们家庭关系中自然感情的礼俗制度化，其目的在于维护坚固的群聚共同体。因为自然情感的延伸有限，无法构成共同体的坚固基础。不过，这种人情的礼俗化，并非对所有关系中的情感一视同仁，而是更加强调父子之爱和兄弟之爱，轻视夫妇之爱。 儒家强调小型社会（宗族）认同的方式提供了想象和建构大型社会（“国”/“天下”）的通道。一是要求人们推己及人，使家庭情感普遍化；二是借助家庭关系来想象各种政治关系，用父子类比君臣，用兄弟类比同僚，用婚姻来建构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因此，礼也就在人情的基础上打通了家国关系，将家族内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行为准则推及到家族之外的社会组织中，使家国同构、家国一体。 儒家通过礼对社会秩序进行建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礼对人情的规范过程，也就是人情礼俗化过程。之后，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就不单是自然情感，而与礼俗浑然一体。礼俗社会因此可以说是人情社会，人情也因此构成了乡土熟人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 乡土逻辑歧视陌生人 在人情礼俗化的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是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的，行动准则是人情规范，这种人情取向的行动规律可以称为乡土逻辑。 当人们在儒家建构的社会秩序理论支配下，用礼俗化的“人情”来思考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时，由于不同关系中应然的“情分”、“情义”是不同的，因此实然的“情谊”也应该有所不同。个人与家人之间的情分是“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因此必须讲“亲情”，“有情有义”；个人与熟人之间的情分是“大家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必须讲“人情”，讲“面子”；个人与陌生人之间没有情分或仅有“见面之情”、“一面之缘”，因此可以什么都不讲。概括来说，“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至少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一是熟人之间的“情面原则”，它是从熟悉和亲密关系中生发出来的一种处事原则。它要求人们待人接物、处理关系时，顾及人情和面子。其中的“权利”和“义务”在长时间的互动中追求互惠平衡，而在每一次互动中讲究互让，并不要求平衡，也就是日常互让、长期互惠。 二是情面原则衍生出的“不走极端原则”。人们不仅仅要讲人情、顾面子，还要在情与理发生冲突时，不能“认死理”。这就要求人们首先按照人情决定自己的具体行为，在情理法冲突时，援情略法，情在理先。否则，再怎么占理也是“不近人情”，不具有正当性。 三是情面原则衍生出的对待陌生人的“歧视原则”。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区分对待熟人与陌生人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与对待熟人不同，对待陌生人显得非常无情。歧视、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作为交涉手段、漠视陌生人的利益、偏袒熟人和本地人，都是普遍的和具有正当性的做法。 四是情面原则衍生出的“乡情原则”。“落叶归根”的乡情是人情的延伸，这种以故土为精神归属的乡土习性，就是“乡情原则”。离开熟人社会的精英仍然受人情机制规训。他们关心村庄越多，在村庄的地位就越高，名声也越好。乡情原则维系着乡土中国的生态平衡，实现城乡社会的有机循环。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75 期 9 版“社会学”文章之一；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