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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社会中人的社会地位是由权利、金钱等决定的；辈分、道德、才华等，也是构成人的社会地位的要素。此外，中国历来有从生理性别上确定女性地位的民俗传统，女性家庭成员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注：董晓萍：《说话的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4页。）但在畲族民俗文化研究中，我们发现：畲族女性有较高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而畲族女性的地位，与民俗文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民俗文化是民众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显示其鲜明的个性。本文试图从女性视角审视畲族民俗文化，并对民俗文化与女性地位之间的关系作一考察。 一、生产民俗与畲族女性地位 生产民俗，亦即生产劳动民俗，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习惯与风尚。女性在生产民俗中的角色定位，与其在家庭及社区中的地位密切相关。畲族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她们在生产劳动中的角色定位、畲族的婚姻制度、民间信仰等多方面的原因有关。但根本的原因，是她们在生产劳动中的角色定位。换言之，畲族的游耕生产方式在这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畲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民族。畲族的农业，准确地说，是山地农业。畲族当代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与当地汉族相同。然而，明清以前，畲族“食尽一山则他徙”（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27册《广东·下》。），是一种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游耕的基本特征是，采用“刀耕火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在一个地方耕作几年以后，地力耗尽则迁徙别处。清李调元在《南越笔记》中记载：畲族“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虫蛇死，以为肥，曰火耨”。同时，由于畲民长期居住于荒山野林野兽出没之地，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狩猎不仅可以消除兽害，保护庄稼，获得丰收；还可以弥补农业生产收入的不足。所以，畲民代代狩猎，曾有过“家家皆猎户”的时代。如福建永春、罗源和浙江丽水、云和等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猎枪，猎捕虎、豹、野猪、山羊、山禽等。直到明清时期，狩猎生产在畲族生产习俗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民还有狩猎的习俗。 费孝通先生认为，游耕“是一个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的综合性概念，一种社会经济模式”（注：《读书》1983年第11期。转引自潘洪纲：《传统社会中南方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角色——兼与汉族妇女比较》。）。这种社会经济模式，产生出与汉族迥然不同的男女两性社会分工。在山区特有的生态环境中，畲族男性始终未能完全从狩猎中退出。由于环境的变化、猎物的减少，他们也从事一部分农业或贸易、手工、樵采等等，但由于不断迁徙，狩猎的长期存在，他们始终没有在农业中取代妇女而成为主力。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农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这样，虽然畲族早已进入了父系时代，但作为农业劳动主力的妇女的地位却始终未能如汉族那样迅速下降。 如果对畲族女性生产劳动习俗作一描述，可以用“勤劳动、善持家、巧手艺”来概括。 唐代刘禹锡在《连州竹枝词》这样写道：“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表明福建畲族女性早在唐代就担负着家务、农活的主要劳动。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全国各地的畲族女性历来不缠足，与男子同样上山下田劳动。如春耕季节，男子耕田，女子上山割蒿；男子插秧，女子插灰（即用泥灰拌入粪尿塞秧根）。畲族家庭，不仅烧柴大多由妇女采砍，她们还担柴去集镇换取粮食和生产生活用品。笔者于2002年在平阳县怀溪乡畲龙村作田野调查时，遇到一位70多岁的畲族老妪，挑着一担柴在山路上快步行走。平日，煮饭、担水、洗衣及喂养猪、鸡、鸭等家务都由妇女承担。冬季的夜晚，她们要刨番薯丝、拣油茶子壳、剥桐子壳；田间种苎麻、剥麻及养蚕、抽丝亦是妇女的活计；农闲季节或严冬雨雪天要纺纱、捻麻线、织带、缝补衣服。新婚妇女，一般婚后三天即夫妻双双下田劳动。带小孩的妇女要背小孩上山，下田干活。耕地少的山村，则是“女耕男猎”，男子常上山打猎，女子在田间干农活。不少妇女不仅能肩挑重担翻山越岭，还能犁田、耙田、耖田、插秧。 畲族家庭，大多是妇女当家。她们能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省吃俭用，缝缝补补，安排好家庭生活。特别是没有男人的家庭妇女，拖儿带女，既要安排好家庭生活，又要管好田间生产，里里外外的活儿一人承担，更显示出善于持家的才能。 畲族女性不但是农业劳动中的主力军，她们在编织、刺绣等方面也有一套精巧手艺。她们用手纺车纺纱织布，采来色染柴汁染成青、蓝色布，制作冬衣、围裙等。她们将苎麻剖成麻丝，捻成麻线，织成麻布，制作麻布衣供夏天穿着。她们还养蚕，用蚕丝织花带、刺绣花边，自织土丝绸布缝制衣服。旧时的刺绣花边衣，手艺非常精巧，配色绚丽，花样繁多，除在衣裤上刺绣花边，还在枕套、帐帘、童帽、鞋面、肚兜、五谷袋等生活用品上绣各色各样花纹。编织花带更是畲族女性的特殊手艺。从少女时起，她们就跟随上辈学织花带，花带不仅能编织出各色各样花纹，还能仿照汉文方块字样编织出汉文词句。 商贸方面，畲族女性的作用尤其突出。南方各地墟市贸易，由来已久，山区少数民族亦大体相类，而以女性为交易主要人群。旧时，畲族基本上没有经商的人，他们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此俗在全国畲民中较普遍。如浙江省畲民“没有一人经商的，平时仅有少数农产品，如香菇、柴草或丝带等，向汉人易男子的旧衣旧鞋而已”（注：沈作乾：《畲民调查记》，《东方杂志》第11卷，第7号，1924。）。有的畲民对买卖这个词还很生疏，在云和县，他们不说“买卖”，而说“换”。在景宁县他们用个“兑”字。光绪二十二年印的《畲客风俗》第22页有一张画，名曰“换衣”，画中有一畲妇身穿民族服装，头上戴冠，肩背小孩接过从汉族女人那里换来的衣服、鞋、帽；另一畲妇肩挑一担蕃薯、鸡蛋、鸡等物，跟畲妇后面去换衣，这是当时畲族女性在商品交换中以物易物的真实写照。 从理论上说，女性在生产民俗中的角色定位，说明了其个人的收入状况。而个人收入状况构成是女性经济地位的物质基础，也是影响女性在家庭、社区中地位的重要因素。经济上的独立，保证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存在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也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女性经济上的独立，也保证了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人格的独立和自身价值的体现以及实际工作能力的确认等等，使妇女不再是丈夫的附庸，而是社会的一员。畲族女性在生产民俗中所扮演的角色，客观上印证了上述理论，为她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