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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农事季节的经验总结。其一共有二十四个，所以又称为二十四节气，十二个月中每月两个。按顺序这二十四个节气依次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节气在我国很早就已出现，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二至和二分四个节气了。以后逐步发展，至迟到秦汉时期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最终形成１３。二十四节气是农事经验的总结，其很早就被用于指导农业生产活动。如《礼记·月令》所载：“ 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 氾胜之书》亦有论及，如耕田“凡耕之本在趣时和土，……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王祯亦曾说： “十二辰日月之会，二十四节气之推移，七十二候之迁变，如环之循，如轮之转，农桑之节，以此占之。１４” 聚峰村一年之中的农业生产通常始于清明之后。清明一过，如果雨量合适的话，大家就纷纷行动起来开始从事春耕生产。此后，到了某一个节气该干某种农活时，大家也都会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在谈到本村主要作物的耕作环节时，就基本都是以节气作为时间标准。谷子谷雨左右播种，秋初的处暑左右就可收获。小麦秋分左右播种，来年芒种左右收获。春玉米谷雨、立夏间播种，收获则在处暑左右。夏玉米则是芒种播种，收获在秋分左右。高粱谷雨播种，处暑、白露左右收获。棉花谷雨时节点种，立秋左右打杈，白露左右开始采摘。蒲松龄系清代淄川人，也就是现在的淄博市淄川区人，在其所著《农桑经》中谈到某种作物的种植情况时，就往往以节气作为标准。如种棉花“大约在清明、谷雨间，……锄又宜在夏至前”；黍稷“勿太早，谷雨后种之”；高粱“宜清明前中之，勿太晚”１５。虽然蒲氏所记当时作物种植时节与现在略有不同，但以节气作为标准却是相同的。为了方便记忆与传承，人们便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及农业生产实际，把各农活的时间要求编为农谚，如“过了惊蛰节，耕地不用歇”、“谷雨前好种棉，谷雨后好种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适宜”、“芒种三日见麦茬”１６等等。 某一节气干某种农活，但并非说这一农活就一定要在节气这天进行，而只是一个大体的时间安排。所以在提到某种作物的播种或收获时节时，总是要在节气后面加上“左右”两个字。所谓“死节气，活办法”，以节气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时间标准，还必须要考虑到其他情况而灵活安排，因为作物种植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如气温、雨量等。就聚峰村来说，作为一个山村，又没有任何的水利设施，只能靠天吃饭，因而降雨量就成为限制本村农业生产的头等因素。比如到了某一节气该种某种庄稼的时候，如果雨量不足的话就不能种，因为种了也是白种。所以在谈到本村农业春耕生产始于清明时节时，向我提供情况的桑老先生特地强调是“ 下雨后”。如果雨量不合适，大家就只能等一等，下过雨之后再播种。桑老先生记得有一年，由于干旱都农历五月二十了玉米还没能种上，而通常五月初就该种了。但毕竟每种作物都有一定的农时限制与生长期限，延误农时或生长时间不足也就不能获得好收成，甚至绝收。因此，如果天长时间不下雨而不能下种的话，人们就挑水点种。只是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手里也都有余粮，即使一两年不收也不怕了，因此现在挑水点种的也就基本没有了。 虽然从民国时期开始，政府就一再发布命令禁止使用农历，推行公历，但直到现如今在广大农村中人们依旧以农历作为主要的计时系统。问题在于，农历是根据月亮自转来规定的而公历则是以太阳公转为依据来实现的，两者之间总是有一定的差距。虽然农历通过闰月的办法弥补了这一差距，但相对应于农历来说，在每一年中各个节气的日期则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对比之下，相对应于公历来说，各个节气的日期则是基本固定的）。基于此，人们又是如何得知各个节气的日期来安排农事的呢？答案则是传统的历书。每年人们都从市场上购买这种书籍，借以查阅具体的节气安排，以相应安排农业生产活动。对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早就提到过：“ 历本并非村民自己编排，他们只是从城镇买来一红色小册子，根据出版的历本来进行活动。他们不懂其历法的原理，他们甚至不知道历本是哪里发行或经谁批准的。因政府禁止传统历，出版这些小册子是非法的。”但这并未妨碍历本的普及，“ 在任何一家人的房屋中都可以找到这本小册子（指历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往往是家中唯一的一本书，人们通常将它放在灶神爷前面，被当作是一种护身符”１７。 三、太阳、月亮、星星：农民日常劳作的时间参照 就农业生产的年周期来说，人们通过节气、并适当考虑其他一些因素来把握各项农活的劳作时间。但对于短期的日常劳作来说，人们又是如何把握时间尺度的呢？古时并没有钟表，人们利用日冕、水漏、沙漏以及油灯等来作为一天之中的计时装置。但就农村的普通民众来说，这些装置并没有得到普及应用。钟表最早由西洋传教士带入中国，一开始只是在宫廷及少数官僚家庭中有应用。民国时期，钟表的普及性增强，但也基本只限于城市与上层家庭，至于在农村中出现则是很晚近的事情了。以聚峰村为例，据桑老先生所言，196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有钟表，但也是非常之少，普通农家中基本没有应用。此种情势之下，人们只能以自己所熟悉的其他事物作为参照来把握时间，于是有固定活动规律的太阳、月亮、星星等天体便成为最方便的参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