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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堂祭的程序和某些细节和文献与目前仍在福建、台湾存在的三献礼大同小异，与胡适家乡（朱熹的家乡）的三献礼“先有‘降神’，后有‘三献’，后有‘依食’，还有‘望燎’”（胡适，２００３）的程序接近。 但是，鄂西地区的堂祭仍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１．浓厚的儒家色彩 胡适在《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中曾经提及其安徽绩溪老家丧葬三献礼等儒家传统，鄂西堂祭三献礼也是《朱子家礼》在当地的传承结果。但与安徽绩溪一带富庶地区安逸的儒生们相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汉夷杂居区的祭堂上，儒生们更有一种文化精英俯视天下的气派，同时能够感受到一种孤芳自赏的孤独感和使命感。 本次开祭的参加者反复强调他们的儒生身份，说他们从不参加“跳丧”或“开路”。他们说，作为儒生，他们在丧家或喜家吃的都是正规的、上十道菜的酒席，而不像一些开路道士，围着一个火锅就可以打发。 与每年夏季末参加祭孔仪式的书生们一样，参加堂祭的礼生们都必须穿长袍，这是对参加堂祭的礼生们在服饰上的惟一要求。 与鄂西地区相似，渝东南彭水县的“文坛”，“自称儒教，由朱熹所创。其礼仪是朱熹按《礼记》、《周礼》改编而成”。“参加文坛的都是有文化的男子，祭祀活动中，有一套进退跪拜礼仪，被认为是斯文的一派，所以颇受人敬重。” ２．抄本直接引用儒家经典为其他地区所未见 收集到的所有抄本都大量引用《诗经》、《礼记》、《正气歌》等经典，这一现象在整个武陵地区都普遍存在，而不见于其他地区。 ３．婚典“告祖”是其他地区所少见 告祖的程序与细节同开祭相近。也是设衣冠所、浣洗所、肴馔所等诸所，由引礼生引新郎到祠堂或厅堂向祖先报告，在唱词中大量引用《诗经》中“关雎”、“桃夭”等经典。显然，开祭与告祖是一批儒生生产出来的双胞胎。 二 根据目前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武陵地区的８个县（市）有堂祭三献礼的残存或者记录，其中湖北三处、湖南一处、渝东南两处、贵州两处（黔东与黔北各一处）。渝东南、黔北的三处是在文献中搜索到的，具体情况不详，其他五处有抄本或整理本。从抄本的情况看有几点值得注意： １．鄂西南宜都市的抄本中含有大量的道教内容，可能与宜都位于武陵地区的边缘地带有关。由此推理，如果继续搜索的话，可能还会在类似的边缘地带出现儒道（或许再加上释）混杂的现象；再进一步设想，在武陵地区的腹心地带，是否可能出现儒教与诸如土家族文化谱系中最原始的“梯玛”等巫教混杂的现象。 ２．鄂西南的抄本中都有招魂的内容，而其他地方的堂祭抄本中没有发现，这可能与“招魂”习俗流行于湖北省长江干流沿线、襄樊等地有关。 ３．鄂西南五峰的抄本与湘西张家界的最接近，如果武陵地区的堂祭三献礼可以再分区的话，这两个地点很可能是同处于一个亚区；黔东锦屏县的堂祭三献礼是从湘西的靖州传过去的，抄本虽然与鄂西南、湘西的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显然具有自己的个性。抄本中把讲书所、读礼所作为堂祭必设之所是这些抄本中所仅见，抄本中大段的《礼记》、《论语》、《正气歌》也是鄂西南、湘西抄本所未见。相比之下，锦屏本更严谨、更接近儒家教义，不过迄今为止锦屏未见告祖婚典。 现在来谈武陵地区堂祭三献礼的起源和传播还为时过早，但仍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据陈晓毅的研究，黔东锦屏县河口乡的三献礼可能是明末由江西传入湖南靖州县，清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传入锦屏县河口乡；而地处渝东南的彭水县，“文坛”传入该县是在清咸丰年间。 武陵地区堂祭三献礼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可能是一个让人更感兴趣的问题。 上文已经谈及，随着主祭李××的去世，要在五峰县组织一次具权威性的堂祭恐怕办不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尤其是１９４９年以来，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儒生们无法在新的社会中生存，儒家教育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私塾教育的结束而消亡，①堂祭三献礼也随着儒生的死亡而死亡。而与之对应的是，随着由跳丧改编而来的“巴山舞”在宜昌等地的流行，被认定为土家族民俗的跳丧也得到推广，原来不跳丧的地区开始跳丧，汉族居民也跟着效仿。武陵地区的大环境是道教的温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在丧礼上讲排场的心理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像师傅带徒弟一样批量生产道士的现象普遍存在。 与鄂西和湘西的情况相反，据陈晓毅介绍，堂祭在锦屏县河口乡很流行。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在复印堂祭三献礼抄本时，原籍湖南娄底市的打工仔们告诉他，他们家乡这种叫做“三献祭礼”的抄本多的是。他们还随口背了几句给他听。娄底市显然不属于武陵地区，至少不属西南官话区。不过，在没有调查或者见到抄本之前下结论为时过早，因为今天福建西部的客家人也存在有别于武陵地区的三献礼。 锦屏县和娄底市堂祭三献礼的复苏，而不是像鄂西南、湘西三献礼的式微，可能与当地宗族势力的强弱及社会对这一礼仪的需求有关。鄂西南、湘西地区宗族势力弱小，没能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朱子儒家精神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而锦屏、娄底地处宗族势力上升发展区，宗族势力的发展需要借助朱熹式儒家的教义。但是可以断言，这些“礼生”们绝不是像主祭李××那样的旧儒生，而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人。 三 武陵地区堂祭三献礼显然不是本地文化产物，而是若干批儒生根据《朱子家礼》等儒家经典演绎出来的。随着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对武陵土司制度的限制乃至最终取缔，儒家对土民的教化作用与统治者们的愿望渐趋吻合，在彭水县，“原由僧道等办的‘打清醮’，办‘盂兰会’、‘办亡斋’等，都由文坛取代”。在武陵地区这一文化多元的大环境中，儒家为争夺话语权的努力和获得的成果是有迹可寻的，不过，儒家在与道教、佛教对下层百姓的争夺中也使自己具备了宗教的性质。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５年第3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