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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两幅《蜈蚣变狗》、《龙狗和六男六女》则讲述盘瓠传说。 盘瓠为南方民族中流行的始祖神。盘瓠之说最早见于东汉人应劭，亦有《后汉书·南蛮列传》载盘瓠与帝女“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搜神记》中记载得更为详尽：“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于瓠蓠，覆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后因攻戎有功，妻之帝女，后代繁衍，号曰蛮夷。盘瓠死后被子孙尊为始祖。盘瓠传说在瑶、苗、畲、黎等民族中广泛流传，家喻户晓，并有民间绘制的“祖图”长卷流传。 盘瓠传说出现在苗族剪纸中，使这一传说又有了生动的“异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从民间图像体系传承的剪纸故事有时更接近故事的原始记录，也更具有准确性。苗族剪纸中的《蜈蚣变狗》，表现的是盘瓠的由来：一位老奶奶因耳痒，掏耳时掉出一条蜈蚣虫。她将蜈蚣盖在碗中，过几天以为蜈蚣已死，不料开盖一看，却跑出一条狗；《龙狗和六男六女》表现的是盘瓠与苗王女成亲，生下六男六女的故事。剪纸作者擅长用夸张的手法来处理表现对象的主次关系，龙犬比人还大，占据了着图中的重要位置，并用龙犬身上波状龙鳞来标志其神性。人物表现也有特点，《蜈蚣变狗》中的人头戴冠胜，身着裙装，手作掏耳状，显然为故事中耳藏龙犬的老奶奶；《龙狗和六男六女》中的人，戴冠做蛙状而立者，应为苗王女。她的上下方各分布六个小人，即与狗王所生的六男六女。 无独有偶，福建百岁花姆林桃的剪纸中，据说也有一幅原为《养狗》的作品，后有专家鉴定 为《祭祀盘古》，认为它是中国南方流传的盘瓠神话在老人心中留下的印记。林桃老人祖上是客家人，不是畲族，这幅作品的出现显然是受当地畲族文化的影响，表现了地域间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图5）。 四、南方民间剪纸中的民俗文化风貌 在南方民间剪纸中，礼花是一大类别。它往往用于供品、礼品的包装和人生礼仪的贺礼，是南方礼仪民俗的生动记录。 湖北的礼花剪纸，以荆州地区的龙凤饼花最有特点。龙凤饼花来源于三国故事，相传当年诸葛亮为破东吴的美人计，在刘备赴东吴招亲的定亲礼品上大做文章。选用监利朱家河点心铺吴师傅的“龙凤喜饼”一万只带至东吴，散发给城中的家家户户，搅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刘备东吴来招亲，龙凤喜饼是媒证”，结果东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从此，龙凤喜饼成为荆州一带招亲嫁女的上等礼品，龙凤礼花也因此流传开来。 南京喜花剪纸，明代就已见于民间。方志上所谓“金陵人家行聘礼”，“剪彩作鸳鸯”，就是后来喜花剪纸的滥觞。旧时南京人家办喜事，多聘请艺人来家剪制各式喜花，有“喜鹊登梅”、“鸳鸯成双”等吉祥图案，剪好后缀于箱、柜、被、枕等嫁妆之上。将洞房及嫁妆装点得既喜庆又夺人眼目。 潮州旧时在中秋或春节有“赛桌"的习俗。“赛桌"既赛供品又赛供品的附属品——供花剪纸。届时村民们将供桌置于庭院天井或祠堂广场上，桌上摆满供品，供品上面还要叠上各色纸张剪成的剪纸工艺品。村里人或外村游人到来观赏，看看谁家供品丰盛，评评谁家的剪纸精巧秀丽。剪纸在当地“赛桌"习俗中具有实用功能和观赏功能，因而得到极大的发展。 在湖南湘南、湘北一带，订婚时男方给女家“下定”用蛋表示缘分。鸡蛋上还要贴上“蛋花”，剪出“天长地久、富贵荣华”字样和双喜字、桂花等表示喜庆；闺女生孩子，外婆家要做蛋花，贴在鸡蛋上作贺礼，蛋花以莲花、桂花为多，寓“连生贵子”之美意。纳西族的“福寿花”，专为老人祝寿之用。“福寿花”通常以福寿主题纹样构成吉祥图案。从整体上看，它属于中国吉祥文化范畴，为传统福寿主题纹样剪纸大家族中的一支，在造型上受内地传统福寿纹样的影响较深。然而，具体构成又有较大的自由发挥，体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福寿花”在丽江大研古镇这块地处偏远，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的高原平坝盛行，与纳西族崇尚文化，善于广泛吸纳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开放风气相关，也与纳西族一向奉行的尊老习俗紧密相连。在纳西族的观念中，长者阅历多、德高望重，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故村里的族长多由有德行、有威望、能秉公办事的年长者担任。在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中，讲究长幼之序和敬老之道。宗族、家族内的纠纷，听由老人调解；与老人讲话，切忌出言不尊；凡有“不尊敬老人”者，都被视为十恶之首严加处罚①。与内地一样，丽江有给老人做寿的风俗。做寿时晚辈亲友除了送给老人生活必需品外，还要请人制作寿匾，悬于室内，以示吉庆。用大红纸张剪制福寿礼花装裱成寿匾，在形式上具有醒目、喜庆的装饰效果，内容又是民间约定俗成、人人皆知的吉祥纹样，最能表达晚辈的孝心。“福寿花”是纳西人敬老、尊老社会习俗的见证（图6）。 此外，浙江乐清的“细纹刻纸”与当地渔民玩“龙船灯”驱祸消灾习俗、江苏宜兴刻纸与“出青稻灯”农耕习俗、傣族佛龛剪纸与佛教习俗、佛山铜衬剪纸与“出秋色”粤俗、南方灯彩剪纸与南国灯市习俗、南方花样剪纸与南国服饰习俗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南方民间文化的确是催生和化育南方民间剪纸的一方沃土。重视对民间剪纸的文化背景研究，将使我们对中国民间剪纸的多元化生存状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有助于将剪纸研究引向深入。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