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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本流动中的梅花拳叙事 民间叙事从来就是在一种群体性的相互磋商之中形成的。磋商的可随时发生，导致了民间叙事的易变动性，和民间记忆的不稳定性。 梅花拳叙事在经卷、拳谱、墓碑、传说、仪式和武术实践活动中都有所表现，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本”形式。文本内容之间虽有相当差异，但也表现出趋同的倾向。或者说，如果我们将经卷、拳谱、墓碑、传说、仪式和武术实践活动等视作梅花拳叙事的不同文本形式，就会发现同一个叙事内容在不同文本形式之间发生转换乃是一种常见情形。不言而喻，处于文本流动中的梅花拳叙事将在这一过程中有机会发生更多的变化。而变化的结果，总是趋向于凝结成一个既比较符合大家心目中“合情合理”标准的文本。事实上，在不同文本之间的内容转换是梅花拳叙事生长的另一种形态。 在梅花拳叙事中，不仅在拳派称谓及其由来方面存在着多种说法，关于其起源也有明末说、明初说、唐代说、汉代说、西周说等等，其他如拳派内部“大驾”、“小架”之分及相关礼仪区别，关于梅花拳历代祖师的口承故事等，乃至关于一个梅花拳基本桩式的讲究等，都有不同说法，且边界模糊。这在历史上固然有防范上层统治阶级的迫害而自秘其术的因素，但其实也是多种地方性知识自然汇聚于“梅花拳”名下的必然表现。一般说来，华北地区的梅花拳民大都性格开朗、幽默，特别乐于讲述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梅花拳故事，从而显示出梅花拳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态资源。透过这些储量丰富的传说文本，可以体验到他们所持有的集体记忆的内在逻辑，以及将人“神化”与将神“人化”的种种有趣现象。对于梅花拳民而言，这是他们关照自身生活与所处社会语境的方式，是他们结合当地山川风物而对拳派历史的想象性建构，同时这反过来又构成了其武术实践活动的独特语境。一言以蔽之，梅花拳叙事既代表了对于该拳派历史的集体记忆，也为当下的梅花拳提供了“再生产”的传承动力；它既是梅花拳精神信仰的基石，也是整体性的梅花拳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 正如梅花拳的武术实践活动一样，梅花拳的叙事文本也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流动不拘的状态。梅花拳的传承者是一个个具有流动性的群体，其武功文理是在群体的多次磋商中被逐渐塑形的。而在每一时段中，梅花拳的叙事文本都会得到不同的解读，从而形成了这一民间传统的不同化身。诚然，文本总是以固定性为追求，因而天然地具有某种固定性的特征，但民间叙事文本如梅花拳却总能以其多义性的意指，潜蕴多元的张力，一旦进入到民间叙事场域之中，其潜蕴多元张力的文本就会从具体的武术实践活动中得到各种各样的阐释与理解，文本原有的凝固状态便被轻而易举地冲破，从而焕发出崭新的文化色彩，而具有新意的口承文本与武术实践文本也由此得以形成。这些新的文本一旦形成，又进一步参与到原有的叙事之中，成为民间叙事重新得以展开的重要基础。二者之间这种由互动、互换而形成的逻辑循环，共同构成了民间叙事的流动性特征。 三、 梅花拳叙事中的二元结构及叙事主体的“自居”与“共居”心态 在梅花拳的武功体系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以动静、虚实、前后、上下、内外、老嫩、直横、刚柔、大小、深浅等相对举的术语，以此引导习练者逐渐寻找梅花拳所特有的意境与韵味，以求早日达到所谓“内三合”与“外三合”的境界。而在梅花拳叙事中，也同样蕴含着一个由文与武、圣与凡、师与徒、老祖与子孙、天界与尘世、经书与“无字经书”等为特征的一个二元结构，而习练拳术与修炼精神则是在这一二元结构中从“此在”达至“彼在”的必由路径，从而突显出习练、参悟梅花拳所可能蕴具的终极意义。显然，这一二元结构贯穿于梅花拳叙事的所有场域之中，并在如下三个层面有着突出表现： 1．二元结构的设置，隐喻着作为民间组织的梅花拳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既有意在二者之间设定清晰边界加以区别，又强调二者之间所具有的密切联系。 2．就梅花拳民而言，强调其习练、参悟梅花拳的特殊时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边界。如“凡入拳堂，务要沉细”、“既来在经堂以内，休提那闲言交参”等。 3．就授受梅花拳武功文理的过程而言，以之区分修炼过程中的不同层次。 习练梅花拳的过程自然是以师徒传授为媒介的，尤其在初学阶段，但个人的悟性至关重要。无论是拜师学艺的初始阶段，还是从自我单练到群体交流[3]的历练阶段，都贯穿着对于梅花拳武术的从“自享”到“共享”、对于梅花拳文理所代表的神圣之境的从“自居”到“共居”的一个复杂过程。这可能意味着一套独特文化密码的生成，或一种民间组织的建立，或一种从乡土社会的现实之“实”到理想之“虚”的人生观的设定，包括处世规则、价值观、道德伦理、宇宙观等。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梅花拳叙事对于“文理”、“文场”特别看重，乃至视若至宝，强调有加，所谓“拳打脚踢小把戏，唯有文理通天地”，“有文没有武，当不了阵前虎；有武没有文，才是半边人”等等。而梅花桩内部所供奉的祖师牌位边的对联，现在基本上仍为“振三纲须赖真武”、“整五常全凭大文”，横批是“允文允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