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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哈尼梯田 我时常在微信里发一些田野调查的图文，朋友圈立马就有一连串问题：“你下乡去啦?田野，那是干啥的?”时间久了，朋友圈都被我科普了一遍。田野作业(fieldwork)的要义就是“置身于特定文化中”，强调研究者在场，且深度参与到特定文化中。 记得大三时，我参加了学校“三下乡”活动，负责拟定调研计划、起草调研报告。我们在甘肃省临潭县调研了两周，期间还“装模作样”帮农民割麦子，我那时觉得这就是田野调查了。可当我读硕士真正进行田野调查时，才发现田野中充满艰难困苦，其过程是高难度的学术训练。 我深知，走进一个文化的内部何等困难。即便是自己的家乡，要说清楚家乡过年的传统、经验、情感和变迁时，往往词穷。我感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仅仅是生活在“生活的表面”。而民俗学家的田野作业，就是要像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那样，完成“日常生活的启蒙”。可是，我依旧在使用以访谈、观察为主的传统田调方式。直到有一次，在哈尼族的梯田调中，我才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 云南南部哀牢山区的哈尼族，以耕耘水稻梯田而举世闻名。“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201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如果不是置身于哈尼梯田中，很难想象一层一层又一层的梯田，从山脚一直铺到山顶，最多的竟有三千多级。 我的田野点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全福庄。全福庄的梯田位置较高，视野开阔，整个山谷的梯田都尽收眼底。我每天晚饭后，就到稻田中散步，心想这是真正的“田野里的田野”了。自己散步，虽然每次都要细心观察田制、稻株、水利，可毕竟身处绝世风景，总是悠哉的。可有一天，我的想法改变了。 这天是哈尼族的夏季节日“苦扎扎”。节日第一天傍晚，我住的这家大哥要去梯田里祭祀水神，我提出要跟着去。天上下着小雨，出门前，大哥让我换上他穿的那样的高筒水鞋。穿上水鞋，我竟然不会走路了，完全没有脚感。可大哥已经在前面走了好远，我只能三步一个趔趄地追赶，颇为狼狈。 从村子穿过一片森林，就要进入梯田里了。田里只有窄窄的田埂可以行走。在出村的小路上，我还后悔换了这种陌生的鞋。可到了田里，我两次失足踩到田里，这才明白这种鞋的好处。田埂实在太窄，又湿又滑，满是泥泞。田埂一侧是高崖，崖下是下一级水田。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大哥竟然健步如飞。我一只手拿着相机，一只手撑着伞，一步一步地在田埂上挪，生怕失足掉下去。可我又必须追上去看祭祀，只得使出浑身解数。 我并不惊讶大哥健步如飞，我要是生长于斯也可以，但我惊讶的是自己步履维艰。我在那一霎那意识到，我对这片土地竟然如此陌生。自己以前写的文章，都是脱离了土地感的，就像我的脚穿上水鞋那样“无感”。我意识到，田野作业不能仅仅是参与观察、访谈记录，研究者的身体必须要熟悉这片土地。 只有当身体真正参与到田野中去，才能真实地体味到身体对于这片土地的陌生，那些陌生的用具、陌生的体位、陌生的言说、陌生的触觉……这种陌生感让生活的直观形态真实地显现出来。在民俗学的研究中，如果你的身体没有消除这种陌生感，就意味着你没有触摸到民俗文化的“身姿”。正如美国民俗学家凯瑟琳·扬的观点，民俗文化是刻写在身体上的，研究者的“参与”应以消除身体的陌生感为目的。只有当一种文化的“身姿”和“体态”慢慢刻写在研究者身上的时候，才是学术与土地融合的时刻。民俗学也正是要在“体悟”“体验”“体察”中去“体会”生活文化的奥义。 (张多，男，回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本文原载《中国海洋大学报》第1908期 - 第04版:副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