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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些年北京的端午节期间有了些应景的端午诗会，但是过去北京的端午节俗显然与屈原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在辽、金、元时期，北京端午节俗是以国家祭天仪式为中心，并有演武性质的射柳、击球等竞技活动;明清已降，北京的端午节日益世俗化、家庭化[6]。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演进，与不少端午习俗消逝不同，赛龙舟、吃粽子仍然盛行大江南北，用“奶奶的丝线爷爷的船”[7]来指代端午节也大体可行。需要追问的是：为何不是别的，而是“奶奶的丝线”——粽子和“爷爷的船”——龙舟指代了原本内涵丰富、复杂多变的端午节? 三、从日益标准化的端午看历史的演进路径 鸦片战争以来，在各色精英的引领下，时刻感受到阵痛的文明古国要么以西方列强为标杆，要么以明治维新后的近邻日本为楷模，持之以恒地沿着工业化、机械化、技术化的路径前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这样一路走来。1949年后，大政方针是效仿苏联，率先发展工业。在这一绵延不绝的机械、工业、科技至上的发展诉求中，与农耕文明相连的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知识成了需要抛弃的负担、需要斩断的脐带，是负面的，有了迷信、愚昧、落后、封建等种种污名化的标签，是要革命的对象。四个现代化、乡村城镇化、乡土中国都市化等大政方针、基本国策都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因此，一直到今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命题，并导致了文化也要成为生产力、软实力、核心竞争力的次生命题。文化犹如憋足了劲儿的在弦之箭，离弦之后浩浩汤汤地迈向资本化、产业化的宏图伟业。 进入21世纪，对传统文化的再审视与重新定位似乎成为一种趋势，尤其是非遗的申报与保护运动。因为，只有有“遗产”资格的文化才能申报与保护，在申报之前就必须筛查掉不具有遗产特征的那一部分，要将最能展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勤劳智慧的那一部分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世人瞻仰、称贺、进而朝拜，终止于资本化与产业化。即使说这个筛查和自我审查(阉割)的过程不是一个革命的过程，至少也是一个简约化的过程，也即传统意义上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变俗为雅。 正是在这个简约化过程中，在良莠并存、雅俗比肩的整体性社会事实面前，不同层级非遗申报的具体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能彰显正价值、正情操、正能量的那一部分、那些符号，或者对之进行调试、整编、整改，强行去除地方性的“上不得台面”的符号，嵌入被霸权话语裹挟的有着道德优越感的正面符号，进而将原本在地化、世俗功利化、个体化的大小非遗剥离原有的生活场景、传衍人群，使之博物馆化、舞台化、视频化就成为一种携带横暴权力的普化模式，并因为都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关联在了一起，粽子和龙舟当之无愧地在端午节中凸显了出来。 关于端午节的缘由，有多种说法，如起源于祭祀伍子胥、孝女曹娥等，在北中国还有起源于祭祀介之推的说法。今天，流传最为广泛的端午节起源传说是纪念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早在唐代，这个说法就已经盛行。文秀的《端午》诗云：“节分端午自难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才华横溢的屈原不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反而遭到怀疑、诽谤、放逐，终至自沉于汨罗江。传闻龙舟竞渡是为了打捞屈原，打捞无果，往水中投粽子是为了让水中鱼类不伤害屈原尸身。这即大江南北端午期间赛龙舟、吃粽子这些端午节俗的由来。 现代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双拐”的，正是这两个基石导致了在中、日、韩三国各自“一国民俗学”框架体系内，对有着同源的端午实行文化民族主义资源化，并努力使之成为各自国家现代国民文化的重要依托[4]。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名，膜拜英雄自然而然。虽然伟大诗人屈原忠诚的是楚国和那个明显昏聩的楚王，并因为历代王朝尊儒的关系而成为历史上一个“执拗的低音”[8]，但其身上天然地具备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集于一身之能力。于是，此前就有一定声名的屈原这个历史符号在20世纪初叶“打倒孔家店”的革命性总体语境中，被重新定义、诠释，有了更多的文化正统性、道德感和正义感。只要与他进行了有效的勾连，被黏合的事物就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权威。 即使不是作为节令食物，因应冷库、冰箱等冷藏术和当下快捷的交通物流，粽子很容易被产业化、资本化。何况，它确实还有节庆的文化传统与日渐趋同的缅怀忠君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的文化起源?所以，作为节庆文化工业化、产业化的成功案例，年产值数亿的“五芳斋”有了夸示的现代意义。在粽子工业的突飞猛进中，五色丝线虽然还是五色丝线，但其与五毒、恶月、保幼护幼爱幼的文化内涵、内价值已经没有多少关联了。 因为有竞技、强身健体等再生点，即容易顺势举办规模化、集团化的赛事，龙舟竞渡也就成为重整端午节庆的另一亮点与由头，使端午不但具有了现代意义，而且还有了可具体操作的实践价值和规模效应[9]。与粽子一样，背后支撑的文化逻辑依然是对忠君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缅怀。但是，在赛事化、表演化、展示化的演进中，原本社区性的洁净禳灾和整合社区、凝聚邻里的内价值不是位居末路，就是日渐萎缩，无足轻重，甚至滋生一个地方、一个群体内部新的矛盾。 自从荣登国家级非遗名录以来，湖北黄石西塞神舟会名声日隆，关注研究日多[10]。原本有“厘头会”之称的神舟会，时长达40天，可清楚地上溯至清朝道光年间，它是以道士洑村为核心，民众自发组织、自愿参加的，通过净化、布施等手段祈福、禳灾、驱瘟、除恶、祛病、求子、联谊的大型民间祭祀活动。 20世纪80年代，厘头会改称为“龙舟会”。21世纪以来，为了因应申报非遗，这一大型民间祭祀活动有了“神舟会”的官名，原本在神舟正仓的“(送子)娘娘”主动将正位让给了屈原，而退居神舟后仓[11]。2005年，在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之前，有神舟会会首参与的宣传资料明确宣称： 神舟会祈祷丰收、健康，悼念屈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宗旨，与现在提出的“八荣八耻”中的第一项“以热爱祖国为荣”相符合，有现实意义，我们要办好纪念的神舟会，让这个民俗瑰宝闪烁出新的光芒。 2006年，名列国家级非遗名录之后，西赛区区委宣传部明确表示要在保护民俗文化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即“借神舟会列为非遗的契机，进一步挖掘这一民俗文化的内涵，逐步剔除封建迷信色彩，加强西塞龙舟会的管理，做好宣传保护工作，着力打造民俗文化特色品牌”。 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是想力证“历史是层累构造”的假说。换言之，顾颉刚通过孟姜女故事传衍的例子要说明，后人不停地对发生在过去的事——简约的历史——的添加、涂抹与虚饰、演绎形成了当下眼花缭乱、层峦叠嶂的“历史”——复杂的历史。端午节正在发生的演进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与历史演进相反的路径，即从“复杂的历史”到“简约的历史”。 参考文献 [1]a黄石.端午礼俗史[M].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63;b陈连山.话说端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c冯骥才.我们的节日·端午[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2]江绍源.江绍源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3]李亦园.宗教与神话论集[M].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4]周星.东亚的端午：以“药物”为中心[J].中原文化研究，2014(5). [5]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6]萧放.北京端午礼俗与城市节日特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7]葛冰著，李莉绘.2015，奶奶的丝线爷爷的船[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 [8]王汎森.执拗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9]高丙中.端午节的源流与意义[J].民间文化论坛，2004(5). [10]吴志坚.西塞神舟会[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 [11]宋颖.民俗宗教的复合形态：“西塞神舟会”调查报告[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作者简介：岳永逸，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主要从事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研究。 (原载于《中原文化研究》 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