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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节日的身体实践——以清明节为个案 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民间节日的丰富内涵如何激活？民间节日感如何复活？这些都是当下情境尤其是在“非遗”视域下我们必须面对的深度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节日“保卫战”保卫得莫名其妙，甚至有点杞人忧天。因为民众还在依然如故地过着自己的民间节日，只是民间节日的仪式被简化或取消了，民间节日中的身体被悬置了，原本需要我们动手抬腿才能感动心灵，激活我们各种感官，发酵我们节日文化记忆的各种身体实践被边缘化了，以至于我们对民间节日的喜怒哀乐都被程式化了。 以清明节为例，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上坟扫墓，一脸悲哀。而历史上，清明节的民俗文化内涵是多元的。乌丙安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相传大禹治水后，人们就用“清明”之语庆贺水患已除，天下太平。踏青、郊游则早在唐代就已盛行。杜甫《寒食》诗有“田父皆要去，邻家闹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之句。“闹不违”意为无拘无束地嬉戏打闹。正如诗中所说，这天乡间父老都要参与这种“闹不违”活动，就连鸡犬也乐而忘归。宋代吴惟信更在诗中描述：“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这些都证实了郊游踏青已成为古代百姓的清明节首选活动之一。 除了郊游踏青，古代清明节民间还有植树、戴柳、插柳、射柳、放风筝、打秋千、蹴鞠(踢球)等多种有趣的民俗活动。据《荆楚岁时记》载：“(寒食)斗鸡，镂鸡子，斗鸡子。”可见南朝时就有斗鸡与斗鸡蛋之戏了。斗鸡现在仍可以看见，斗鸡蛋则基本失传。唐代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中有“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竟出垂杨里”的句子，也说明清明节民间体育活动深入人心。另外，古代清明民俗的多样化，从传世名画中也可见一斑。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末清初张岱的《扬州清明图》等绘画作品，都将繁华之地的清明民俗活动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清明节祭祖扫墓的风俗是随着古代鬼神信仰的出现而产生的，汉代清明节已有相当的规模了。民间祭祖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家或祠堂祭祖；一种是上坟扫墓，又称墓祭。今天，清明节被国家定为法定假日，民间也依然十分重视。地处浙南的温州，民营经济十分发达，民间信仰和各种制度化宗教信仰也特别发达。每年清明节，在外地的宗亲除非有特别的事情不能回老家，一般都会赶回温州祭祀祖先，然后一起吃饭。这种团聚的规模甚至超过春节。通过这样隆重而神圣的形式团结凝聚了家族的力量，能有效应对生活中的困惑或难题；同时，既强化了血缘亲情，也展示了家族的社会关系。当地人认为：当经济上困难时，希望祖先保佑子孙发财致富；当经济上富裕时，通过更加奢侈的祭品和隆重的祭祀形式来表达对祖先的感谢，希望祖先继续保佑子孙。当代人生活节奏较过去快多了，这样团聚的机会非常少，民间节日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虽然清明节的内容要么被简化，要么被转换成其他适应时代情境的内容，但仍然继续发挥着自己的独特功能。 总之，清明节作为既断魂又快乐嬉戏之民间节日，实在是通过民众身体力行来感受的，作为知识谱系的传统民间节日正是通过身体而被落实到民众的生活世界。当传统民间节日有幸忝列“非遗”名录之后，民众身体的践行尤其重要。傅谨先生就曾这样呼吁过：与其发动所谓“启动春节申遗”的万人签名，还不如更简单直接地发动万人签名回家过年、回家吃顿年夜饭；进而，与其去响应签名的号召，那还不如干脆践行回家过年、吃年夜饭的承诺，尤其是大年三十在家里团聚而不是在饭店里吃一顿与平时无异的大餐［3］。 结语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殊危险与问题。一种文化信仰将能力归因于哪处特殊的身体边缘，主要取决于身体所反映的是什么情况。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与盼望，似乎总是以一种机智表达出来。”［4］ 人类在可怕或恐惧面前不会束手就擒的，总会想出办法来加以有效应对 — —要么贿赂讨好，要么敬而远之，拒绝触犯他们。前者积极争取，后者消极应付。道教节日中有关洁净与危险的内容就是通过节日中的仪式来规避或消除的；道教成仙之境界何尝不是靠某种通过净化肠胃即辟谷之术，调整人的气息运行所能获致类似的效果的呢？进而言之，民众的身体已被仪式化，传统民间节日之精神维度恰恰是通过仪式化的身体而获致彰显的。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保险性，避免在所有话语实践里必然存在的积累性质疑过程，这是它们作为记忆体系的重要性和持续性的源泉。于是，每个群体都对身体自动化委以他们最急需保持的价值和范畴。因为他们明白，沉淀在身体上的习惯记忆，可以多么好地保存过去。 参考文献 [1][英]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10. [2][德]加达默尔.作为节日的艺术［M］//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傅谨.薪火相传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04. [4][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51. 本文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