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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景观的发明过程：从地方气质到文化资本 文化景观是由认知者复原或“发明"的，正是在被认知、描述与展示过程中，文化景观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多样性与意义。将万荣笑话景观化，对其进行复原或发明的过程中，多种力量通过“符号动员”的方式加人到地方经济活动中，以此希望来分享“资本"所能带来的经济发展与社区繁荣。 （一）万荣笑话的博物馆化 “博物馆”表面看来是对历史故事的客观叙事，但实际上，它是精心安排，其展品、介绍、描述，乃至于整个话语体系受到政权掌握者的严密控制，被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纳人其框架。这样的分析，也适用于万荣笑话博览园。无论是建设的缘由，还是建设的社会环境，都明确无误地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在这个博览园里，每个“展品"，从设计到布局均是在不断的思考中“发明"与“再造"出来。在此过程中，被改造的地方文化也成了民族一国家以及全球化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10月，在政府的支持和商家的投资下，由深圳市榜样旅游项目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编制的中国万荣笑话博览园在阎景村落成。规划面积8亩，由A区（欢乐广场），B区（笑话王国），c 区（笑话产业园）三大功能版块构成。博览园以“中华笑城，笑满华夏"为主题，包括笑话大门、笑话喷泉、万笑墙、万笑河、笑话街、欢乐广场、笑话大舞台、笑话迷宫、笑星馆、哈哈屋、笑话茶座、幻影笑话剧场、模拟笑话图书等设施，是以笑文化为特色的文化旅游区，也是中国首家以笑为主题的游览园。然而，上述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博弈。对于县政府将万荣笑话博览园建在阎景村的举措，作为万荣笑话发源地的谢村村民们便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政府的开发建设与民众的利益诉求之间产生了矛盾。谢村民众认为，既然万荣笑话的发源地在谢村，笑话博览园当然应该建在他们那里，但是县政府却选择了距离谢村较远的阎景村建立笑博园。由此引发了村民的不满，当他们向县政府反映意见的时候，县政府也承认谢村是万荣笑话的源头。尤其是运城市市委领导到谢村视察时，还专门就此事给谢村题写了 “中国笑文化之根"七个字，并在“根"字上加了一点，意味着要将笑文化不断发扬广大。尽管村民们表示想建立谢村的笑话博物馆，但是缺少资金。对于此，地方政府解释说，将笑话博览园选择建在阎景村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万荣憎"在谢村大多数人看来是贬义和侮辱性的，如果建在谢村，担心会引起一些村民的不满；另一方面，阎景村的李家大院是万荣的重要景点，将笑话博览园建在李家大院的北面，这样把两个景点捆绑在一起，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参观。 （二）万荣笑话的产品化 《万荣笑话宣传手册》中写道，“憎气被认为是万荣人特有的精神风貌，是藏智显愚的灵气，是掩拙偷巧的机敏，是强者的人格力量，是智者的诙谐幽默，是进者的佯攻奇袭，是退者的以守为攻。万荣人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得到了精神文化的享乐。正所谓万荣笑话遍全国，全国笑话数万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万荣县委、县政府把笑话列入“打文化品牌，扬经济风帆"的文化资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开发。1999年7月 15日，万荣县举办了首届万荣笑话大赛，取得圆满成功，之后将搜集整编的万荣笑话印制成图书和台历。2000年，编印了万荣笑话苹果卡、万荣笑话名片、扑克等，为万荣笑话搭起了与经济联姻的桥梁。2001年，县委提出建“笑话王国"的目标，县文化局专门成立了“万荣文化产业开发部"，采取了“全员参与，集资人股，股金分红，风险共担”的方法，全系统15人集资了5万元，开发出了万荣笑话扑克。随着图书、光盘、扑克、手帕等万荣笑话的相关产品全面上市，2001年，李克荣、李廷玉等六位热心万荣笑话开发的人士集资10万元，在县礼堂对面建立了万荣笑话村，里面设置了茶座、演讲台、光盘播放等区域，还摆放了笑话故事中的实物、残碑及开发的系列产品等，于当年的“七一"向社会开放。2009年，八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主要研制开发笑话系列文化产品，包括连环画、漫画版光碟、挂历、台历、名片、随身卡、餐巾、IC 卡等，还有中高档的文化礼品，已经上市的有笑话笔、笑话手表、笑话伞、笑话玩偶等。此外，中央电视台、山西电视台、黄河电视台等都专门录制了万荣笑话的专题节目。这一系列的举措都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与形象的重塑。 “原生态"的万荣笑话具有污名化的色彩。近代化以来，这种地域性的文化特质逐渐被放大，甚至演变为地域歧视的符号，被污名化为族群整体的性格特点。在此境遇中，在外域民众看来，讲述万荣笑话的当地民众都是愚昧可笑的，该地域的每一个个体仿佛犹如万荣笑话文本中的人物一样偏执傻气。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浪潮中，万荣笑话的文化资源价值被发掘，成为振兴当地经济发展的文化名片。2008年6月还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进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6月12日，在全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万荣笑话博物馆入选山西首批“非遗“专题博物馆。 然而，在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与符号资本转换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商家、民间艺人和地方民众这些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充满了博弈。其一，对于政府来说，景观的发明是创建国家和社会认同感的核心工具，因此地方政府希望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益。在商家看来，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当然希望他们扩大经营，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利，不能做亏本的生意。为了让万荣笑话产品更好地走向市场，他们不仅注重产品的多样化、精品化，还致力于把原本用方言讲述的笑话产品进行普通话的加工，以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进而向全国市场迈进。其二是民间艺人的无奈。在大众传媒的冲击下，万荣笑话的传统表现形式面临困境，令民间艺人的生活状况陷人窘境。在此情况下，民间艺人潘新杰编排了笑话剧，将万荣笑话搬上了舞台，进一步推广了万荣笑话的传播，但是囿于经费有限以及其他问题，剧团的发展较为坎坷。其三，在文化表演的经费问题上，民间艺人王克勤也曾陷入两难境地。他说：“过去，我在暑假办培训班的时候，许多孩子都来我这儿学习表演笑话和说学逗唱的技巧，孩子们学得都很开心。每当笑博园有一些重要的客人或者大型旅游团队来的时候，政府经常让我去讲笑话，我也会带孩子们去表演。孩子们表演得都非常好，可是也不能总让孩子们免费演出啊，时间长了家长们也会有意见的。”而在处理上述问题时，政府也陷人了尴尬的境地，摆在他们嘴边的经常是“我们在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四 结语：“传统的再造”与文化的再生产 民众是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万荣笑话的传承最终要靠当地民众来实现。在从文化符号向经济资本的转换中，万荣笑话实现了从污名化到去污化的转轨。在被塑造为地域文化的符号，实现了“传统的再造"和文化再生产的同时，也增强了民众的文化自信心，推动了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语境中，景观设计师或工程师将原本土得掉渣的、极富原生态的地方文化进 行创作、管理、设计，并将其“景观化"与“符号化”的同时，也按照自我的设计，实现了其权力再生产。在万荣笑话被塑造为文化景观的实践中，交织着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其实质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文化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占据社会权力的集团及其社会成员，试图以当代文化再生产制度和组织，通过文化再生产的运行机制，玩弄一系列象征性策略手段，保障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连续垄断文化特权。所以，当代文化再生产研究的实质，就是揭示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特权的延续和再生产程序及其策略"。在这里，文化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工具性手段，是作为“引诱资本之物"团而存在的。市场化试图达到的目标并不是真正地再现一种文化，而是表达了消费时代权力政治与资本的文化 “理想"。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地方性文化必然要远离其原来的生存背景。在被再生产为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后，富有个性、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逐渐沦为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不论是笑话博览园的建立，还是一系列文化产品的发明，都是按照市场逻辑来实践的，如今被发明与改造为文化景观，被符号化的万荣笑话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不得不将许多地方语言、地方知识，以及特殊语词去除掉，在万荣笑话越来越现代化的同时，也愈加失去了其特有的个性，最终成为了与其它地方的笑话没有什么区别的产品。在万荣笑话从地方性知识提升为地方文化名片的同时，其作为文化资本的作用被逐步突显。一方面，万荣笑话被开发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的同时，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且文化景观是一种有形且可触摸的事物，被认为是保存记忆的必须要素。通过将其以符号化的形式和内容呈现，可以达到唤起和固化民众记忆的目的。在此意义上，万荣笑话文化景观的发明与再造，有助于地域文化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的角逐中，万荣笑话这样的文化符号被异化为争夺文化权力的工具，文化传承的主体被淹没其中。有鉴于此，在从地方文化到文化资本的转换过程中，我们必须对文化传承的主体给予重点关照，才能避免产业化过程中文化内核缺失问题的发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