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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当我们庆祝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的时候,通常添加这样的脚注,所庆祝的对象是22,795行的《新卡勒瓦拉》(New Kalevala)。这个“新”的意思是,之前存在一个《老卡勒瓦拉》(Old Kalevala),即十四年前①庆祝过的12,078行的版本。但那个版本既不是最老的,也不是最短的。我们所说的《原型卡勒瓦拉》(Proto-Kalevala),即未出版的《有关万奈摩宁的诗歌集》,其实也在《老卡勒瓦拉》之前,它只有5052行。然而,史诗的演化还不是从《原型卡勒瓦拉》开始,而是源自包含三个独立诗系的卡勒瓦拉诗系(the Cycle Kalevala)的整合和扩充,其中勒明盖宁歌(825行)、万奈摩宁歌(1867行)和婚礼歌(499行)占了《原型卡勒瓦拉》的3/5还多。诗行的扩充展示了史诗在篇幅与复杂性上显著地增长,但增长似乎并不是诗行发展的唯一可能形式。现存五种卡勒瓦拉版本中最晚的一个,即1862年由埃利亚斯?伦洛特(Elias Lennrot)删节的《学生版卡勒瓦拉》(School Kalevala),只有9732行。② 卡勒瓦拉众多版本的出现引发了一些关于史诗本质问题的讨论,这样的多产在书面文学里并不常见。书面文学通常是写完就定稿了,以后不再改动。典型的书面史诗,像弥尔顿的《失乐园》或者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一直都保留着初版时的样子。然而,在口头史诗里,情况恰恰相反。一次演述通常在结束后无迹可寻,也会被新的演述一次次替代。口头史诗的生命依赖于通过不断适应表演情境和语境,来灵活的调整形式和长度,这通常意味着明显地变化。例如,记录和比较同一歌手对同一部口头史诗的几次演唱,尽管这样的案例相对少有,但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诗行的缩短或延长。从这一方面看,卡勒瓦拉的五种版本很明显更接近于口头史诗而不是书面史诗。 第二个由不同版本卡勒瓦拉引发的问题是,它们靠什么整合统一,这其中一定有能促使不同版本生成的因素。对这个问题的老看法是把史诗的制作者伦洛特视为一个搜集者、速记员和编撰者。从这个角度看,卡勒瓦拉的增长基本上呈现为对稳定增长的口头材料的机械混合。根据这种观点,卡勒瓦拉本质上是伦洛特自己的诗作,是由短篇史诗片断和其他运用古四音步格律的文类粘合在一起的马赛克或者拼接物。 这种观点虽说源于浪漫主义时代,但仍在广大读者,甚至学者中存在。这是在试图最小化伦洛特的史诗视野和能力,以及他作为一部长篇史诗真正创造者的贡献。长篇类型几乎要从波罗的海-芬兰口头诗歌中完全缺失了。③(我应该去挑战一下这个仍停留在人们头脑中的老看法。其实,如果我们把伦洛特视为一个歌手,假设在他的大脑中就存在伟大的叙事,并且可以随时演述,那么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不同的卡勒瓦拉。这样,五种卡勒瓦拉就可以被看作是他学术生涯中五次不同目的的表演。 埃利亚斯·伦洛特的大脑文本 从这一点上说,演唱长篇史诗的歌手和伦洛特是一样的。他们对于同一个故事进行表演的基础都是记忆里存在并发展的一种大脑文本(mental text)。大脑文本并不像书写文本一样固定,但也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出某个具体故事。它涉及到叙事梗概、事件的表述标准、重复表达、习语和从其他歌手表演中熟悉的程式。整个大脑文本是歌手的创造,即个人的,并不能转移到另一个歌手身上。每个歌手必须开发属于他自己的,关于一个具体故事的大脑文本。它的形成基础靠听和学,还有大脑编辑。我把史诗中可重复的成分称作多相面(multifonns),它可以被多个歌手借用和共享。它们是组成史诗语域(epic register)的本质。这是一种特定的文类语言(并不特指史诗语言)!多相面让史诗在人际间、传统间和社会间的传通成为可能,只是它们处于无序状态,必须由一个洞悉需求的大脑来理顺,在本案例中,即指一种特定种类的长篇史诗。④ 大脑文本容纳了口头文本历时与共时地变化’也就是说,不仅包括同时代的表演,也包括在一个较长时段发展中的不同表演。歌手的这种适应方式引出了演述中创编(composition-in-performance)的概念。另外,歌手在整个表演生涯的各种演唱中也都是在编辑故事。从我们仅有的经验证据,即表演中的展示来看,大脑文本可能看起来缺少稳定性。但是,有一个东西不仅仅是这些表演的总和,亦即歌手对于史诗叙事阐释的主干。在五版卡勒瓦拉中,能联合它们的是伦洛特关于卡勒瓦拉故事的大脑文本,它是在不同表演间大幅增删的叙事。与此同时,它也成为文本性,即连续性、一致性和史诗意义的主要来源。 我们从中明白,卡勒瓦拉不是一本书或者五本书,更确切地说,根本不是书。它是伦洛特思想中独特的大脑文本,是在与不同地区史诗语域的互动中产生的,就像他见过或者收到过材料的歌手所呈现的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伦洛特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口头诗歌搜集者。让我们从这个角度简要回顾一下它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