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京堂子之尚锡神亭外景 满族与北方诸民族自古崇信萨满教。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又有坤宁宫祭与堂子祭之分，坤宁宫祭为皇帝、皇后在宫内举行的家祭，而堂子祭乃是较隆重和神圣的国家盛典和全族的祀神典礼。清宫堂子祭即有满族萨满祭祀的一般形式，又显示了皇家祭典的若千特色，在清三百年的历史中久盛不衰，成为“犹能保存故俗”，又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宗教信仰。清宫堂子祭是由满族萨满祭祀演绎而来，逐渐成为隆重的国家盛典。早在女真时期，各部落或各姓主持者总穆昆处设有“恩都力包”(神堂)，恭放阖族谱牌及本氏族神位、神谕、神器、祖神影像等，每到一地，宿营即设神位，便于携带。这是由狩猎的生活方式决定，必须“神随人迁”。为尊崇各氏族信仰的神祇、神偶，这种“恩都力包”逐渐演变为长方形上有抽盖的木匣(有的用木、骨、石、柳编等不同材质)，称其为“神匣”。随着各部落人们生活的逐渐定居，以及崇神传统习俗在诸姓的普及，人们对神的崇信方式也趋于稳定，遂安设专用于祀神之所—堂涩。各部落首领有“分堂涩”，大的部落设“总堂涩”以崇奉神祇。“堂涩”的建造规模、构筑、材料也不尽一致。据满族民间长篇英雄说部《两世罕王传》里讲，建州右卫首领王呆，曾借兵于东海窝稽部，其部酋引王果先谒“堂涩”。又，努尔哈赤起兵攻占哈达、朱合里、辉发等众部时，每到一部落时，兵马先废该地“堂色”，“掠祖像神碟于贝勒马前。”说明“唐涩”、“堂涩”、“堂色”都是“堂子”的音转，是各部落奉祀守护神及祖先神祇的圣洁之地。 堂子被意译为神，是在满文体的《满洲实录》书中，但“堂子”一词第一次被载入史册则是在乾隆十四年编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汗同族宁古塔诸族子孙至堂子立誓” [1]满族贵族的祭堂子与汉人的“古明堂会祀群神之制相符”[2]。 早在十六世纪末，努尔哈赤刚刚崛起时，曾在佛阿拉建堂子，是在日升之地即本氏族部落(国)城寨之东南建“五梁，盖草”[3]的堂子，属草昧阶段；而后在兴京(赫图阿拉)“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礼天之所”[4]为堂子，其规模比原来有所扩大与改进；进入辽沈地区后，在东京(辽阳)也设堂子以祀神；建都于沈阳后，又在盛京“城东内治门外”[5]建八角亭式殿以拜天，据说八方形是象征十三层或九层天及八个方向，以视对日、月、星及光的崇拜[6]。这种约定俗成的堂子祭祀，已由“神随人迁”的自发蒙昧行动转变为自觉的、有目的的祀神活动，并随着政权的扩大、军戎的强壮、国家的定鼎，使之祭祀内容在不断扩充和完善的同时，成为国家与军队出征、凯旋及国中大事时不可或缺的、带有强烈的政治、军事、迷信色彩的重大举措。正如书中所载：“凡每岁元旦及日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渴堂子行礼，大出大入必告，出征凯旋则行纛而告，典至重也”[7]。而且每有大祭“……帝王所躬祭”[8]如天聪元年“丁卯春正月，上率诸贝勒大臣渴堂子、拜天”[9]。五月“上亲率诸贝勒将士征明，出抚近门，卯刻谒堂子，西发，由上愉林至辽河驻营”[10]。又如天聪二年五月，“命阿巴泰、岳托……及八固山额真率兵三千人征略明地……上出谒堂子，送出十里外”[11]。由此可见，堂子拜天确是国祭与公祭性质的举国重典，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汗率诸贝勒大臣叩拜堂子”[12]后，并谕：“兹后元旦拜天不免冠”[13]。对堂子祭祀之礼又作了一系列规程。如《元旦礼仪》“行三跪九叩头礼”[14]。；《祭堂子神位仪则》中“堂子神位前，供献饼酒，悬挂纸钱……祭前亦须斋戒”[15]；在《祭堂子祝辞》[16]、《祭天典仪》[17]、《祭天次位图》中[18]对堂子祭祀的程序、仪式、祝辞等等都有明确规定。这初步定制虽较简略，也不尽完备，但它反映出清初堂子祭祀的严肃性与重要性，并成为清入关后顺治、康熙、雍正几代在堂子祭祀时有章可循的旧制，又为后来乾隆时期颁布《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奠定了基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