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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章显志的叙事范式 赋之所以为赋，不仅在于铺采摛文与设辞问答，它还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卒章显志。所谓卒章显志，指作者在进行了充分详尽的铺叙的基础上，于赋的末尾进行述志与讽喻，或流露爱憎褒贬、是非曲直等情感，或表达讥讽指摘、劝谏引导等意图，或展现自身的个体人格、理想怀抱等。 荀子《赋篇》以隐语的形式，对礼、智、云、蚕、针等物进行了详尽的渲染铺陈，末尾附有“佹诗”与“小歌”，乃曲终奏雅，浸透了作者的牢骚与讽喻。受此影响，汉赋作者也通常在篇末披露自己的思想襟怀，以达到讽喻的目的。如枚乘《七发》，最后归于“要言妙道”，讽喻诸侯子弟腐化享乐的生活，引导他们走向正道。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作为都邑赋的典范，其在赋末表达对帝王奢侈豪华、荒淫腐朽生活的讽喻之意也很明显。 纵观整个辞赋发展史，后世那些优秀的辞赋作家很好地继承了这种“卒章显志”的传统，并由此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文辞警策，如苏轼《赤壁赋》：“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赋的卒章显志，正如热奈特所说的“副文本”，是为正文本服务的，它揭示了正文本的主旨，起到了补充主叙事、为主叙事增色添彩的作用。没有它，正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可能要大打折扣。同时，在故事叙述的结尾，叙述者现身说法，从幕后走到前台，饶有兴致地表达作者的情感倾向、价值判断，从而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故事背后的意义。 中国古人对这种传统的继承发扬一直未曾中断，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蒲松龄《聊斋志异》“异史氏曰”等，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叙述的自由，彰显出叙事主体的意识。卒章显志是古人心中经典恒久的叙事范式，后世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中几乎都以讽喻性的诗句结尾就是很好的例证。 基于口头韵诵传播的听觉叙事 听觉，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相互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中国古代先民对声音异常敏感，他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聆听着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丰富声音，由此逐渐形成一种高超的听觉辨别能力，其体现之一就是他们对拟声词的运用达到了娴熟自如的地步，《诗经》中对各种声音的描摹，如“关关雎鸠”、“呦呦鹿鸣”、“伐木丁丁”、“筑之登登”等，就是明证。更有甚者，中国古代有些文体在其兴起演变的过程中与人类的听觉之间存在种种紧密关联，而这突出体现在辞赋身上。 班固《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主要是从“诵读”的传播方式上来把握赋的。先秦时期赋诵文学的发展，同瞍矇之流的艺术活动有很大的关系。瞍矇都是盲人，他们比常人对听觉信号更为敏感，对各种声音信息的记忆力特别发达，所以他们所“赋”、所“诵”在当时主要指诵读韵语，是一种没有乐器伴奏但仍具一定声调节奏的口诵传播方式。 俗赋作为一种口诵文体，源远流长，它源于先秦时期的民间讲诵技艺，而后一直稳步向前发展，如1993年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神乌赋》，王褒的《僮约》、扬雄的《逐贫赋》，魏晋时期曹植的《鹞雀赋》、左思的《白发赋》，唐代《晏子赋》、《韩朋赋》、《燕子赋》等。俗赋听觉叙事的性质异常突出，主要体现为：具有叙事繁复细化，即将事件掰开来反复讲述的特点;在社会下层民间以口头韵诵传播的方式存在，是最适于讲述、最易于记忆的;大量采用当时通俗的口语俚语。 随着赋从口诵文体向书面文体的转变，文人赋长期占据赋坛的主流，其听觉叙事特性同样鲜活突出，只不过它已将重心转移到了对外部世界声音的传神描摹上。这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赋家对“音乐”的描摹已从简单的“拟声”进化为“听声类形”，如汉马融《长笛赋》对笛声的绝妙比喻：“尔乃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像飞鸿。泛滥溥漠，浩浩洋洋。长矕远引，旋复回皇。”马融已有意识地运用“以听通视”的通感手法，将本来诉诸听觉的笛声转化为可见可知的视觉形象。这种例子在魏晋南北朝辞赋中比比皆是，如嵇康《琴赋》、成公绥《琵琶赋》、萧刚《筝赋》等，赋家们尽情展开想象的翅膀，打通了耳朵与眼睛之间的界限，让无形的声音变为有形的视象，由此听觉叙事达到一种更为高级的境界。 总之，在人的叙事能力由稚嫩而成熟的发展过程中，辞赋因对外部客体世界的精细描叙，使人的叙事思维大步向前跨越，从而架设起中国文学由表现主观向反映客观转变的桥梁。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