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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分解与综合是现代知识创新的平台, 也是诞生新观念的温床｡自2 0 世纪4 0 年代以降, 西方宗教学研究先贤与人类学研究泰斗, 各自寻求学术增长的新空间, 形成取向不一､风格各异的宗教人类学学派｡1而近3 0 年来, 该学科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由“ 厚古”向“ 厚今”的转变｡2中国现代学术建设造端于民国初年, 迄今为止, 宗教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皆有不同的特色｡民国以来, 大量西方宗教人类学的汉译成果纷纷涌现, 以民间信仰和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本土论著也渐次问世; 时至2 0 世纪上半叶, 宗教还是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部分, 未能形成专门的宗教人类学研究, 更没有自觉从事宗教人类学的理论建设｡3自新中国成立后, 大批学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査,其中不乏涉及宗教信仰的层面｡ 改革开放后, 伴随着新的西学东渐浪潮,宗教人类学引人国内, 国内学人与域外学者竞相译介､推广, 至今巳推出数量不菲的宗教人类学论著｡其中, 社区宗教信仰的研究尤为引人关注｡褒扬既有的成就, 检讨存在的问题, 讨论提升的空间, 是学科发展必须具备的自觉｡本文瞄准大陆地区的社区宗教信仰( 主要侧重基督宗教信仰) 研究现状, 寻求进一步拓展社区信仰研究的空间, 匡正学科意识的偏差, 提升学科介人社区信仰研究的力度, 所论所言’ 是璞是玉’ 尚祈学人体察｡ 一､社区个案研究的前沿 社区研究是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较为关注的领域｡其中, 人类学更是诸学科中的后起之秀, 显示出该学科深厚的创造潜力｡当然, 真正拥有人类学学科意识, 使用其方法, 遵循其规范, 来从事社区组织､社区制度､社区信仰的专门性研究, 恐怕是从2 1 世纪初年开始的｡较早者如吕卓红关于川西茶馆的研究, 4 开创了传统公共领域研究的新路; 马威针对中国北方农牧文化交汇处蒙古族继承制向汉人轮伙头制度转换的研究, 别有意味; 5 周泓在杨柳青地区关于绅商导引市镇运作的细密讨论, 提出了宗族制度更多地表现为血缘宗统归属关系及其认知体系和宗桃伦理体系的结论; 6石峰针对关中社会“ 宗族缺失” 环境下各类组织的生成和转换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揭示了“ 组织参与的逻辑转换” 现象｡7人类学田野实践中涌现出的这些论作,显然是近年来社区研究的力作｡在当代中国的社区研究中, 还有一类田野之作属于宗教人类学的范畴, 其鲜活､立体的原创特色, 更应引起学界的关注, 这就是宗教人类学的社区信仰研究领域｡ 宗教人类学兴起的时间不算很短, 但瞄准中国大陆社区宗教信仰, 尤其是基督宗教信仰的研究历史却并不长｡最初常见的著述是在讨论地区性宗教历史发展问题时,间或使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方法, 聊补单纯史学或宗教学研究的不足,此一时期的成果抱有突破学科藩篱的诉求, 蕴含着鲜活异样的气息｡8近年来, 社区人群的不同信仰诉求日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不同社会中的宗教结构不同, 同一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宗教价值取向会有所不同, 甚至同一宗教内的不同层次的群体也有不同的信仰诉求, 由此形成国家､社会( 群体) ､个人间在宗教信仰与实践诸方面的复杂互动｡9 介人社区信仰这一领域的研究者, 多有海外宗教人类学训练的学术背景, 或受到海外相关研究的启发, 推进学科发展的意识相当明显; 代表性的专著､论文由境内期刊､出版机构陆续推出, 亦有部分论作在境外出版机构和权威期刊面世, 然后辗转影响内地学人, 呈现梯次冲击的学科推进机制｡ 既然是社区信仰研究, 科学而合理地选择社区, 是宗教人类学介人本土研究的前提｡进人2 1 世纪以来, 农村社区､山区社区､城市社区, 几乎都已进入相关学者的视野｡学者选取社区的眼光完全依凭宗教人类学的规范要求, 注重其历史承续和当下宗教生态的完整性, 每项研究力图承载着宗教人类学的关怀, 强烈的学科意识,躬身田野调研的努力,使得部分成果的创造性贡献日见其深远｡这些代表性成果中, 以学术专著为主｡此类论著尤其擅长扎实翔实的田野文献调研, 既注重社区信仰的当下生态, 又兼顾社区信仰历史层面的勾稽连缀, 学术视野与田野意识俱可称道｡ 近几年来, 学人较为关注的社区基督教信仰研究成果, 主要侧重在对当代社区的研究, 它们多数是在境外著名的出版机构诞生的, 并最先受到海外学界的褒奖与推崇｡这些成果或以中文成书, 或以英文面世, 其学科反响正在逐步扩大｡学术原创性的成色多寡, 言人人殊, 见仁见智｡就笔者所见而言, 下列三部论著不可忽视,依照出版时间先后, 分别是湖北大学康志杰教授《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 6 3 0—2 0 0 5) 》( 台湾: 辅仁大学出版社,2 0 06 年) ､香港大学曹南来助理教授《构建中国的耶路撒冷: 当代温州的基督徒, 权力和地方》( 斯坦福大学, 2 01 0 年) 10 ､中国人民大学黄剑波副教授《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吴庄基督教的人类学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2 0 1 2 年) ｡上述论著基于人类学特有的视野, 分别瞄准了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磨盘山天主教社区､被称作“ 中国的耶路撒冷” 的温州基督教社区以及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的吴庄基督教社区｡这些社区的文化信仰被纳人锐意求新学人的视野,正是西方宗教人类学开始介人中国本土研究的重要个案, 西方本已兴盛的学科在中国开始呈现由边缘走向中心的态势｡ 上述学人的宗教人类学素养或有差异, 但选取研究对象的眼光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康志杰教授慧眼独具,发现了鄂西北谷城县紫金镇磨盘山区内部深藏的天主教社区, 自清代中叶迄今, 磨盘山深处的各个村落始终盛行信奉天主教传统, 二百多年来, 世代耕耘生息, 以耶稣天主为精神寄托,代代承续, 自成一独立不羁的信仰系统｡康教授由史切入, 追溯信仰源流, 梳理脉络起伏; 继而关注天主教社区之当代生态, 自信徒人口､习俗与礼仪､伦理与治生, 以至于信教家族､虔诚信徒等, 均有粗描细刻､着墨不等的研究｡这是一项关于历代移民自然形成的信教社区的实证研究, 兼具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科特色, 并参以社会学的调研方法, 洵属当今山区信教社区的典型研究｡ 完整意义上的宗教人类学的代表性成果,则体现在曹南来关于温州工商界基督教社区的扎实研究,以及黄剑波关于甘肃天水吴庄基督教社区的鲜活论著｡所谓“完整意义”这一认定,是基于研究者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学科意识｡在选取研究对象和治学理念方面,曹氏声称,其学科视野与通常的社会学研究者介人社区研究迥然不同:“在研究中国宗教复兴的过程中,社会学者往往聚焦于宗教组织与宗教管理的制度分析,尤其是宗教团体与国家和社会以及市场经济的互动｡本文提出的对宗教实践中主体性与地方性的关注,将是与之互补的研究进路｡尤其是当一种宗教已经成为大众参与的流行性社会象征空间(而非地方权力结构中一种边缘的存在)时,研究者更应对人们是如何在宗教场所和宗教组织形式之外,体验与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所谓非典型宗教活动情况给予充分的关注……这些关注主要集中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们,是如何以各自和集体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建构和理解自己的宗教体验与意义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利用宗教资源去获得公共空间､社会权力和资本的｡11黄剑波也宣称自己的研究,希望“能从宗教人类学的进路对跨地域/世界宗教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并在对宗教､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认识上贡献一些人类学的见解｡”12基于此,曹南来注重截取经济发达地区的温州基督教社区中诸类信徒参与政治经济的心灵过程､体验宗教实践的实时画卷,以扎实翔实的田野文献深描这种画卷的宗教色泽,和盘托出信徒们将信仰渗人生命的复杂历程｡而黄剑波则追寻那种“理想社区”—“第一,它是一个汉人社区,并且保持较为完整的大姓宗族;第二,它有比较明显的基督教活动及一定的信仰群体;第三,最好还具有多元化的文化和信仰资源｡”13在这样的视野之下,黄氏根据长时间的田野工作,获取了丰富的民族志文献,给读者展示出昊庄信徒在生活､交往､伦理､习俗等各个层面的信仰介人｡依凭这种宗教人类学的学科眼光,选取温州也好､瞄准昊庄也罢,充分展示出研究者敏锐的学科意识｡ 这些颇具前沿的论著除了拥有匠心独运的学科眼光之外,还以自己的实证研究个案,为宗教人类学如何介人当下中国的社区信仰研究,贡献出一种渐趋成熟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充分体现出人类学学科跻身宗教社区研究的巨大潜力｡其内在要素,诸如宗教社区的选择标准､介人社区的超然中性立场､田野工作的规范性操作,民族志研撰的规程､宗教信仰文化内在质素的界定､宗教仪式丰富意义的挖掘,等等｡无论是磨盘山社区､温州社区还是昊庄社区,其宗教面相与人类生活的交集,均被清晰详实地展示出来｡虽然有的研究者不欲创建一种所谓的“研究模式”,但是,这些位居前沿的论著,无不昭示着宗教人类学已开始形成中国风格的研究范式,尽管这种范式或许被将来更有价值的论著所修饰微调,但它们依然属于这一学科重要的奠基之作,甚至或许称得上是“第一线田野作品”｡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