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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深化和细化了祭祀圈的研究，并提出“信仰圈”理论。1970 年代，施振民与许嘉明重 提祭祀圈概念，强调了主祭神、族群共同祭祀、指涉一定的地域范围三个主要的内容，并作为研究聚落发展的模式。1980年代林美容提出“信仰圈”概念。从一神信仰、信仰范围、信徒组织、集体性 宗教活动四个方面对信仰圈作了具体论述，将人、地、神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信仰圈是在祭祀圈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们都以区域范围内的人、神关系研究为对象。 在西方，涂尔干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较早地为地域文化研究的人神互动范式提供了指导，德奥“文化圈”与美国的“文化区”等理论与方法，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标示着西方民族学研 究的主观上的地域理念。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为标志，地域文化的人神互动研究范式得到完全的确立。刘晓春认为，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 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具有共同的问题、方法以及学术取向，初步具备学术范式的意义。他对“语境 ”的阐述，指涉地域文化的地理条件、历史发展、人神关系、仪式表演等诸多因素，这一十多年 的中国民俗研究概述，解释了研究范式的新属性。 在中国地域文化的研究中，中外学者遵循人神互动的范式已经产出很多研究案例。根据笔者有限 的涉猎，试分类述之，并举研究案例印证。 (1)以地域范围为中心的地、神、人研究。以浙江沿海水神为例，杭嘉湖地区的水神是春秋时 期的伍子胥，宁绍台地区的水神是传说时代的大禹，温州地区的水神是晋代的周凯。各水神的功能没 有很大的差异，自然环境也大致相同，区域群体的形成也大致经历相类似的过程，而信仰对象的差异来自各地域范围地理条件下的历史发展，社会史学者对这样的研究保持着莫大的兴趣。 (2)以神灵为中心的神、地、人研究。地方神大多拥有一定的地域空间和信仰群体，构成相对 固定而又不断扩展的神、地、人关系，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热点。如妈祖信仰之与东南航线和航海群 体，碧霞元君信仰之与华北地域和民众生活，黄大仙信仰之与珠江三角洲和移民群体，盘瓠信仰之与南方少数民族区域和祖先崇拜，胡公大帝信仰之与浙江中西部地区和区域人群的贤宦崇拜，等等。地方社会将人地关系、历史记忆、社会规约、族群认同、力量寄托等等都集中到这种具有地方标志性意 义的神灵身上，使它成为一个“文化身”、解读不尽的文化符号。 (3)以神灵传说为中心的神、人、地研究。神灵传说的演变可以解读自然环境的变化、政治和 宗教力量的干预、信仰群体的不同诉求、社会经济的变革等不同因素。闽东、浙南的白马爷信仰传说,由原来的航海溺亡救助转变为稻作生产的抗旱祈雨，与该地区海涂的不断开发、信仰群体疍民的不断陆居转变生产方式、信仰的扩散和传播有关，是自然环境变化导致神灵功能变化的案例。关羽作为全国性的神灵,僧侣群体将其视为外来宗教的保护者,道士群体将其描绘为护法神,农村社区将 其作为“求福避灾”的社区保护者，秘密社会取其遵守誓约,商人群体因其诚实可靠而视为财富之源,清朝官方将其塑造为一个实干的理想者和“守经达权的”儒家智者。杜赞奇分析了不同信众群体对关羽信仰的不同诉求,证明了共同神灵的地域特质和族群个性。格兰教授发现16和 17世纪货币经济和城市社会极不稳定的江南地域,其财神五通就具有奸诈、诱骗的恶神特点,到货币可靠和价格稳定的18世纪,五通就演变为给人善神印象的五路财神。从神灵传说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演变考察了该阶段的社会经济变革。 (4)以祭祀仪式为中心的神、人、地研究。祭祀仪式往往促进神灵的塑造和显示信仰群体的价 值取向,从而成为历史记忆、族群优越感和认同感的载体。尹虎彬2002年在河北调查发现,后土信仰古代国家正祀演变为民间祭祀的产物,神灵与祭祀是民间叙事传统的原动力。朱伟华对黔中安顺一带的“地戏”考察,论证这种傩仪与明初江南屯堡移民文化的建构与生成,边地、军户、以历史演义的英雄为崇拜对象、以祖先的出征为仪式剧构成她以祭祀仪式为中心的神、人、地研究模式。 (5)以人们共同体为中心的人、神、地研究。相对固定的群体有相对固定的崇拜对象,区域群 体有地方土神，移民群体有原乡神、行业群体有祖师神。神灵伴随着人群存在,与人群的历史记忆、生产方式、生活境遇有关。鲁班信仰之与木匠,田公信仰之与梨园,都是行业群体的独特认同。笔者对温州的族群研究发现,晋唐以来的当地土著一直信仰土神杨府爷,杨府爷在族群的演进和扩展中成为当地最灵验的、具有综合性功能的神灵；福建的大量移民在唐末五代和明末清初时期来到温州,福建的陈靖姑信仰成为温州人的主要信仰,演唱陈靖姑传说《灵经大传》成为广大村落最普遍、最频繁的祭祀仪式；两宋时期有一部分移民来自温州的北方,杨家将和杨文广传说成为温州的风物传说群,一部分转化为民间信仰。此即从三大神灵及其信仰仪式和传说研究温州地域文化。 在韦思谛主编的《中国大众宗教》、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 究论文精选集》、郭于华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迁》、郑振满主编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高致华主编的《探寻民间诸神与信仰文化》、林美容主编的《信仰、仪式与社会》、赵世瑜著述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等书里，我们可以发现更多以民间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为方式的人神互动研究案例,说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在地域文化中具有枢纽地位,它不只是理 解宗教或民间信仰本身,对解释社会差异和文化特质具有独特的意义。这种研究已经具有广泛性。 范式选择应当具有简单性、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有效性。地域文化研究的人神互动范式已经基本符合这一要求。人神互动的理论简明扼要,把族群理论与民间信仰完美地结合起来；它在手段上注意理论推导与实践观测的结合,这种为海外汉学家所广泛使用的手段及其成果已经取得社会的公认和国内学者的关注；道森认为宗教是历史的钥匙,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蒂利希认为信仰是 个人或社群生活的终极关怀,汤因比认为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系以宗教信仰为根基,人身互动研究与这些普遍公认的宗教理论保持一致,并寻求内部观点的一致；上述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研究的广泛性，尤其是林美容祭祀圈和信仰圈理论在学界引起的广泛讨论，说明这种范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结构并留下了尚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在经历了社会大变革的三十年之后，或者说一百年以来，这种微观而整体的研究不是分离的个别研究，从发生论、功能论、应用论等角度切入，实践证明可以有效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注释请详见原文）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