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各族民众盛传的“求好运”故事中，所询问的对象从太阳奶奶、如来活佛到其他仙人，这固然同民间的宗教信仰有关，但作为主体叙说的问事解难情节，其实质并非从宗教义理中来解脱人世苦难，而是从这些宗教偶像身上寻求破解具有现实象征性的种种人世难题。他们在故事中所扮演的，其实都是“智慧老人”的角色。主人公在他们的启示下，找到了治病的奇方和开发自然财宝的奥秘(让枯井出水，水中鱼鳖吐珍珠等)，并以此来帮助他人，获得好报。这样，主人公的“求好运”，就不是简单地寻求命运之神的庇护，而有了更积极的意义。 2.“求好运”故事的另一个突出主旨是“代人问事获好报”，不论是出门求好运，还是寻宝物娶媳妇，主人公在旅途中都是热心接受他人的委托，毫不犹豫他把别人托付的事放在前头，结果在别人的酬报中自己也交上了好运。这类故事多篇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做好事不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方便人”为题，并以“单行”或“端行”作为象征性的人名，都是为了突出故事的主旨。 这个故事在其他国家的叙说程式都是“三问”，只有中国故事在小伙子向神佛问事时才设置了一个“问一不问二，问三不问四”的禁忌。这个规矩不仅是俗谚中“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倡导乐于助人中华美德的生动展现，其渊源还可以到中国古代墨家的“兼爱”学说中去追寻。任继愈著《中国哲学史》，引述《墨子》中关于“兼爱”的三句话：“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见《中国哲学史》第一卷101页)。本故事中穷小伙子代人问事是以力助人，受惠者以所得财物分以报人，智者则以道教人，正好和这个故事的精巧构造相呼应。这一事例启示我们，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化根脉可以从传统文化宝库深处去探求。 三 和中国“求好运”故事的情节结构相类同的作品，从19世纪初叶问世的《格林童话》开始，记录成文的各国异文已达500余篇(不含中国)，仅在芬兰就采录到177篇。它被故事学家作为“命运谭”，列为AT461型，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巨大故事圈和口头文学经典之作。中国唐代汉译佛经《贤愚经·檀弥离品》中，载有一农民外出拜求端正王智判连环奇案时，他因代他人问难解困而获好报的有趣故事，可能对中国“求好运”故事的情节结构有过影响。但就这个中国故事从构思立意到情节细节组合的整体而论，却已脱胎换骨，蜕化为“国有”了。 这里，笔者不能不提到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1915-1959)先生。1983年5月，他从遥远的美国西伊利诺大学给我回信： 我本人对此题的初步概念是：中国的说法不可能全是脱胎于印度的，因为中国的461型，开始是主角为了向小姐求婚，才非得觅宝不可。这种开端是欧洲的典型，在印度是没有的。中国的461型宗教意味较浓，可是它的特征“问三不问四”，在印度似乎也没有。你假若要比较中印两国的说法，当然是好的，可是了解中国的传统，在我看来并不需要把印度的说法作为前提。此故事圈在印度的说法，似乎只有21个，但在中国流传的，拙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上已列出40多个，加上你发现的，已有100个左右。再过几年，你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足够写一篇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了。假如我是你的话的，一定会先把中国的说法整理成一组，用历史地理法探测传播地区及方向、起源民族及地域，原始形式及意义，尤其要查找古书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先把中国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再研究别国的传统也不迟。 他鼓励笔者坚持不懈地把461型故事研究透彻，既要通晓它的世界传播情况，更须着力于中国传统的探求。对此，笔者一直铭记于心。 存活于中国各族民众口头心间的“求好运”故事，作为幻想故事或民间童话故事，在朴野单纯的叙说中，蕴含着富有象征性的丰厚文化意蕴，达到诗意与哲理的巧妙融合。将口述材料记录写定的那些单篇文本一篇一篇来读，所得印象也许平淡无奇，可是把它作为覆盖中国大地由各个兄弟民族众口传诵、有着几百篇异文和多种载体的叙事作品联结成为整体来看，再联系中国大地涌动的民工潮来体味它的深厚文化意蕴，它的史诗魅力与价值就更为彰显，值得我们作为中国民间文学难能可贵的精美之作来看待了。 (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