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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为龙正名，既关系到中国传统的现代解读，也关系到中国文化的世界形象”。笔者认为，龙既不能象征和代表中国传统，更非中华民族图腾，无须在此问题上纠结。 孙东川《龙与Dragon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12日)一文认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而西方的Dragon是邪恶与凶残的象征。为龙正名，既关系到中国传统的现代解读，也关系到中国文化的世界形象”。笔者认为，龙既不能象征和代表中国传统，更非中华民族图腾，无须在此问题上纠结。 史前考古出土的龙不是图腾 中国史前考古出土的动物图像，学者认为是龙或与龙有关者涉及十几种考古学文化，不到中国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的1/3。 除内蒙古中南部、西辽河流域前6000—前2000年每个千年纪都发现“龙”图像外，其他地区仅在个别地方、个别时代发现个别类似的 “龙”图像。尤其是被视为中华民族发祥地、龙的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少见“龙”图像：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没有龙图，庙底沟类型也罕见;对中国史前文化及先秦文化影响很大的山东及黄河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迄今未见。 根据目前研究，史前最典型、最重要的一些“龙图”，其寓意与二十八宿体系四宫星象中的东宫苍龙一致，如濮阳西水坡第一组蚌图、内蒙古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的龙纹。 史前考古所见人、龙关系，主要表现的是人对龙的控制，如西水坡第一组蚌塑龙、虎位居死者身体两侧，象征东西二宫星象;第三组蚌塑龙、虎则是人骑龙;浙江余杭反山出土良渚文化玉器中有神人握两鸟首龙图像，这些都与图腾无关。相反，它们表现的是人或神对龙的控制、驾驭，与龙作为天文历法、东宫七宿的象征(物象)是吻合的。 夏商周—秦汉时期龙不是图腾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自夏朝开始，历夏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自汉代刘邦开始，皇帝才自比或他称为龙、“真龙天子”，但这与中华民族图腾并无关系。 所谓图腾，来自印第安人奥吉布瓦人语言“totem”，意即“他的亲族”。按图腾学逻辑，夏人的图腾可能有蜥蜴(顾颉刚考大禹即蜥蜴)、大鱼和黄熊(禹父鲧即一种大鱼，《左传》等说鲧死化为黄熊)、流星和薏苡(《史记》说禹母修己见流星吞神珠薏苡而生禹)、石头(《淮南子》等说禹妻涂山氏化为石头、石破而生启)、龙(《楚辞》等说大禹治水有应龙)等。这些神话、传说，都无法证明龙是夏人的图腾。 据“图腾”理论，商民族图腾是玄鸟或燕子(《诗经》、《楚辞》、《史记》都有相关资料)，周人图腾是巨人(《诗经》、《史记》记载周人始祖弃乃其母亲踩巨人脚印怀孕所生)或者神龟(《国语》“我姬氏出自天鼋”)。但商代早、中期青铜器很少以鸟作装饰主题。而西周早、中期青铜器凤鸟纹大量出现，称为凤纹时代;“天鼋”常见于商代铜器。商人“图腾”大量见于周代而非商代，周人“图腾”常见于商代而非周代。 夏商周—秦汉器物有不少龙纹图像，根据文献和传说中夏商周的族源资料，无法证明其为图腾。在春秋战国与秦汉文献、龙纹图像和传说资料里，龙常常是被神人或帝王掌握、驱赶、骑乘的动物。至于杀龙、射龙、养龙、驯龙、吃龙肉之类，先秦文献到历代文学作品史不绝书。夏商周三代，夏的族源最可能与龙有关，但《山海经》说大禹杀九首人面蛇身(龙身)之相柳氏，《左传》讲刘累帮夏帝孔甲养龙，还偷偷把死了的龙做成肉酱给夏帝吃。 中国民间没有把龙视为图腾 中国民间对龙的情感通过两项传承久远、影响巨大的民俗活动反映得淋漓尽致：一是划龙舟，二是舞龙。它们表明，龙只是普通劳动者节庆、欢乐时的载人工具或玩乐对象，与图腾、祖先概念背道而驰。由于自秦始皇、刘邦开始龙成为帝王的象征性符号，它在民间才获得攀附价值。 “中华民族”是由汉族等56个民族共同组成。他们有些崇拜龙，有些不崇拜龙而崇拜其他物象，如学者认为彝族图腾有虎、葫芦，苗族图腾有枫树、水牛、蝴蝶;白族图腾有虎、鸡、鱼等。无论其是否是图腾，都不能证明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传说“三皇五帝”为龙身龙子，是古人对远古帝王的美化、神秘化，从文化角度看也没有考古学、民族学依据。“历代帝王都是龙的化身”，反映了秦汉以后统治者自我神秘化、神圣化便于统治立威，无关中华民族图腾。按照图腾逻辑，中华民族图腾应是凤鸟，史前文化对凤鸟的崇拜远甚于龙，“三皇五帝”大多与凤鸟有亲缘关系，商人、秦人等传说中都明确其祖先是凤鸟。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