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外，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３５年之间出现的农村启蒙运动也给春节带来一定的影响。引领启蒙运动的团体是基督教ＹＭＣＡ和ＹＷＣＡ组织，其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打破旧习”。特别不可忽视的是它把包括春节仪式在内的各种传统民俗视为前近代行为，（金明子，１９８９：６９－７０） 由此造成春节风俗的微缩。 解放后对公历的新年持否定的认识改变不多，到６０年代一般国民仍仅仅认为新年是政府机构实行的纪念日，他们通常还是依据农历来生活，他们的新年仍然是农历１月１日的春节。但１９８９年国家将公历新年定为国家假日，并实行放假三天。 韩国在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可以说是处于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时代。这一时代里的韩国正经历着根本的社会结构变化，（林熙燮，１９８４：３５） 尤其是从农村社会转变为都市社会和工业社会的质的变化。１９７１年以政府为主进行的新村运动等社会运动引起了社会与文化的改变，这些变化使得公历也逐渐得到民众的支持。因为工业社会需要历法的单一性、标准性和规范性，同时因为历法决定的主体是资本家，所以国际性的公历新年越来越得到广大老百姓的认可。（林在海，１９９３：２７） 都市工人和政府官员都要遵守以七天为周期的生活，而且如果不是法律规定的假日，不管它是多么重要的节日，谁都不可回老家过节。这样一来，对于都市工人和政府官员来说，公历便成为生活历。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１日《对于政府机构假日的规定》第十一次修改之前，传统春节在法律上没有得到承认，是不可正式放假的。 当时，“旧正”（春节）被认为是落后国家的恶习，政府引导全体民众将公历新年视为春节来过。这时候出现的一个特殊词汇是“两次过年”。该词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使用过的（参见１９２７年１月３０日《东亚日报》）。当时在个人与家庭层面上是按照传统过春节，而在社会与集团层面则是按照公历过新年，于是出现了“两次过年”。为改变这一弊端，学校的老师被要求教育学生将公历新年视为新的一年的起始，政府职员要在这时检查企业一年的工作情况。当然，这种行政控制与以反共为理念、以经济开发和出口为政策的军事政权有着紧密联系。 考虑到国民的抵抗和社会氛围，政府在１９８５年把春节称为“民俗之日”，放假一天。这虽然反映出政府对春节之民族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但将之称为“民俗之日”又流露出当时政府和领导认可的勉强和苦闷。从１８８５年开始废止农历采用公历到１９８５年已经过了一百年，民众坚持过春节这一点反映出韩国人对春节的顽强意志，以及对传统固执的继承能力。 １９８７年是韩国现代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过对抗“军事政权”的所谓“六月抗争”。在这一年里，国民增强了民主的力量，充满了成熟的市民社会改革意志。因此，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纪念日与假日方面不得不有所变化。（金玟焕，１９９９：９１－９３） 那变化就是按照１９８９年２月１日第十三次修改案实施春节新年，传统的农历１月１日定为春节，前后放假三天，而公历新年的假日则相应减少为两天。另外，中秋节的假日也从两天延长到三天。这一规定在１９９８年时（第十五次修改）公历新年的假日被再次调整为一天，同时废止“韩国语日”和“国军日”。这样，传统春节在岁时年节中的地位又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从失去到恢复，用了大概１０４年（据前后文，从１８８５年到１９９８年，此处应为１１３年——编者）的时间。 四、实施国际标准历与岁时风俗之变化 对于当代韩国人而言，公历既是国际标准历，同时又是生活历。虽然婚礼、搬家、葬礼、巫俗仪式和佛家仪式等仍然根据农历，但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都是依据公历来进行的。因为，当代韩国人的生活大都以一个星期为周期的公历作基准来安排作息，并根据公历制定假日。 韩国岁时风俗是以“朔望周期”的节日与农历为基础的。近代韩国具有比较重要意义的节日是“春节、上元、寒食、端午、七夕、百中、中秋节、重阳、冬至”等。这一点可以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报纸和杂志上（１８７６～１９４５年）有关节日的新闻统计中得到证实（总共４４６件）： ○春节：９８件（２２．０％） ○上元：３７件（８．３％） ○寒食（包括清明）：１７件（３．８％） ○释迦牟尼诞辰日：２２件（４．９％） ○端午：１０９件（２４．４％） ○三伏：１６件（３．６％） ○七夕：８件（１．８％） ○百中：３件（０．７％） ○中秋节：７０件（１５．７％） ○重阳：７件（１．６％） ○其他：４４件（９．９％）（姜正源，２００３：６２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