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由于国际社会普遍使用阳历，中国欲与世界接轨，必须采用国际通用的阳历，放弃传统中国使用之阴历。民国成立，将传统的夏历(阴历)改为阳历，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大。改用阳历，民国革故鼎新、万象更新之举，也是社会进步的标识和体现。但在它的推行过程中，民众除民国纪年外，对阳历并未完全接受，从而形成了历法问题上的“二元社会”格局：社会上层(机关、学校、团体及报馆)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商家、一般市民及广大农民)主要用阴历，阴历在整个社会上占主流、阳历仅为点缀。[①]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种非常激进的手段，依靠政治强力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废除旧历运动。这场运动，既反映了政府与民众在历法问题上的严重对峙与冲突，又是逐步将中国时钟拧到世界时钟发条上的重要步骤。 一、民初阴阳历并行局面的形成 中国历法，来源甚远，相传在伏羲、神农时，已有上元、太初等历，以建寅之月(即夏历正月)为岁首，随后屡有改革，建子、建丑、建寅、建亥，代各不同。汉武以后各代历法，一律沿用夏正，以夏历纪岁。 1911年10月(辛亥旧历8月)，武昌起义后的军政府以黄帝纪年，各省响应。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1982：5)其目的有三：一是共和成立，不用皇帝年号，而改为民国纪年，便于民众记忆;二是阳历没有闰月，减少了阴历闰月的换算，便于年度预算;三是与国际上普遍采用阳历的潮流相适应，便于在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涉上与国际接轨。这一改革立即得到了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各省的普遍支持。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内务部编撰的这部《中华民国元年新历书》特点有三：一是新旧二历并存;二是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是旧历书上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这部新历书体现了共和精神，剔除了封建迷信的文字。6月，原来负责为大清皇朝编修《时宪历》的钦天监改归教育部，筹组北洋政府教育部观象台，负责编撰《中华民国元年历书》。由于教育部观象台有着较好的天文观象设施和编撰历书经验，所以，它所编订的新历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替代内务部编新历书而风行全国。从民国元年到北洋政府垮台，民国每年所用的“新历书”，均由北洋政府教育部观象台编撰。 民国初年采用阳历而不废阴历，必然会形成历法问题上“二元社会”格局：社会上层(机关、学校、团体及报馆)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商家、一般市民及广大农民)主要用阴历;阴历在整个社会上占主流、阳历仅为点缀。对此，一些方志明确记载：“民国创兴，起义者纷纷不一，众议改用阳历，即以其年一月一日为‘元旦’，各省军、政学界普同庆祝，由是造印历书者阴阳并载。军、政俱用阳历，民众、农、商，凡年节一切仍用阴历。”(丁世良、赵放，1991a：741)这种“二元社会”格局，可以从阳、阴历新年的庆祝规模，及政府、民众对它们的关注程度上体现出来。 1913年1月1日，是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元旦。南北统一、政府北迁，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格外重视阳历新年，并举行了一系列庆贺活动。如果将阳历新年与随后阴历新年两者略作比较，就会发现，民众对于阴历与阳历的观念存在着巨大差异，不仅出现了“民国新年”与“国民新年”的分立，而且出现了“新新年”与“旧新年”的区分：“新旧两名词，处于极端反对之地位，既曰新则必非旧，既曰旧则必非新，不意关于全国之岁历，竟以反对名词，联合一气，如旧新年之名目，胜播于国人之口，殊为可怪。”(无妄，1913) 正因民众对民国阳历新年与阴历新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所以，以官厅、机关、学校为主要庆贺者的阳历新年，被称为“民国之新年”，以一般社会民众为庆贺者的阴历新年，被视为“国民之新年”：“民国之新年，乃前总统纪元受命之新年，今总统承兆继统之新年也，故凡享民国权利者，均得而庆之。国民之新年，乃四千余年祖传之新年，四百兆人普通之新年也。”(梦幻，1913)“民国之新年”与“国民之新年”的分野，显露出政府与民众在采用阴历与阳历问题上的分歧。 如果说民国初年“二元社会”仅具雏形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格局越来越鲜明，并逐渐成为一般社会的共同认识。无论处于何种目的和动机，即便仅仅是为了点缀，社会上层于阳历新年，照例要放假庆贺，逐步加深着人们对“官府之年”的印象。1915年阳历新年，庆贺者仅为上层社会人士：“弹指光阴，新年已过。庆贺也，封赏也，宴会也，演剧也，以及一篇励精图治之官样文章，许多善颂善祷之照例祝词。”(无妄，1915)随后的阳历新年，仍旧是官府热闹、民众冷淡的情况。对此，有人评议说：“辛亥以还，改行新历，于是一国中过年景象，遂有官派与民俗之分，一岁过两年，相沿成习者，又六载于兹异。”(无妄，1917)此处“官派与民俗之分”，赫然揭示了民国初期历法问题上“二元社会”的分立与对峙。 到1919年时，阳历在社会上也推行了八年。当人们回顾民国改用阳历的历史时，发现“官家之年”与“民间之年”已经泾渭分明。在采用阴阳历问题上，中国社会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二元社会”格局。这种格局，已经成为民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情形，烘托出一个上层社会“官家之年”的热闹景象。也正因如此，“新历年者，官家之年也”，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 从“民国之新年”与“国民之新年”的分立，到“官派与民俗之分”，再到“官家之年”与“百姓之年”的对峙，清楚地为人们呈现出一幅历法问题上“二元社会”的奇特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二元社会”的格局，也逐渐习以为常：“吾国自光复以来，首改正朔，无如社会习惯不易改变。名义上虽遵用阳历，而种种事实，仍依阴历行之。每值年头岁尾，学校都放假，报界且停刊，工商亦休业。”有好事者署春联讥讽曰：“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王锡彤，1913：183) “自新旧历并行，政学农工商各界，各行其是，于是才过新年，又过旧年，年年如是，已变成特殊的惯例。”(无妄，1920)这样的概括，已经明白地说明：在阳历推行后仅仅数年，在历法问题上出现了阴阳历并行、社会上层与下层分立的“二元社会”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