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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唐代宗大历二年七月 [2]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三月 [3]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唐代宗大历二年八月 [4] 《新唐书》卷二百十二《刘怦传附刘总传》 [5] 《唐代墓志汇编》第1303页 [6] 《唐代墓志汇编》第1894页 [7] 《酉阳杂俎》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 关于帝王与王公贵族的佛教生活，参见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8]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 [9]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四月 [10] 《太平广记》卷四十一《黑叟》 [11] 《酉阳杂俎》续集卷五 [12] 《玉泉子》 [13] 《太平广记》卷九十五《桂林风土记》 [14]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871页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 《唐代墓志汇编》第621页 [16] 《唐代墓志汇编》第1330页 [17] 《唐代墓志汇编》第1498页 [18] 《唐代墓志汇编》第1542页 [19] 见张国刚、荣新江《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敦煌经卷小记》，《祝贺胡如雷教授七十寿辰中国古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0] 参见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探微·中国民俗探微》，第425-427页，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1] 事又见《冥报记》卷下《唐顿丘李氏》，第94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2] 《冥报拾遗》“唐任五娘”条，收入《冥报记》附录，第126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3] 参见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 [24]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1997)，第199页 [25] 《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五《普贤社》 [26] 《太平广记》卷一百一《云花寺观音》记大中末年，长安百姓屈岩“患疮且死”，云花寺观音菩萨显灵抚其背而治愈其疮，消息传出，“倾城百姓瞻礼，岩遂立社。建堂移之。”屈岩发起建立的这个佛社主要是为了筹资建立一个新的观音堂。建成之后，佛社是否还保留，或者为了维持观音堂的香火供养，佛社仍然继续存在，都不可而知。但是，实际生活中，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即有的佛社在完成某项佛事活动后解散，有的佛社则还继续存在，承担新的佛事任务。 [27] 参见《唐五代后期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第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 宁可、郝春文编：《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8页“社斋文”。 [29] 《敦煌社邑文书辑校》 [30] 《文物》1983年第7期 [31] 关于佛教社邑，参见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佛社与寺院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32]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以下引此书者只用括号出注页码。 [33] 又作“幽州范阳县礼让乡张琛村经邑”(见第149页)，或作“范阳县礼让乡张汎村邑”(第150页)，疑本为一村异名，或传写致误。又有作“张沈村邑”(153)者。 [34] 良乡县有交道村邑，见第156页。 [35] 参见唐耕耦《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唐代社邑》，载《文献》1989年第1辑 [36] 参见杨森《谈敦煌社邑文书中“三官”及“录事”、“虞侯”的若干问题》，刊《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 [37] 建中五年正月癸酉朔，改元兴元，是无建中五年。此处仍作建中五年四月八日，当时因为其时河北藩镇朱滔兄弟闹事，百姓尚不知朝中改元。 [38] 这是贾政的妻子张氏主持造经事，同时有录事张坚固等。 [39] 邑主僧净超之外，还有平正染英宾、录事史子朝等。 [40] 前面均作“团柳石经邑”，“户”字原写作左边为木字旁，右边为双写的户字，与“柳”字很相近。 [41] 安庆绪改圣武二年为载初元年。 [42] 录文见张丽明《龙门北市香行像窟考察》第71页，见《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但是，该文认为这是行会组织，而不是社邑，容有未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