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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门阀与侈靡之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门阀士风最盛时期。到了隋唐，虽有所抑制，但其根未绝。《旧唐书·高士廉传》云：“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持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眨黜，撰为《氏族志》。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及成书，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藏为永式。此举开唐代官修谱系之先。之后李义府，柳冲等人均上疏奏改《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或《姓录》，但其体例、实质并未改变，只不过易民间之所重为当朝之所贵而已。唐代钦定《氏族志》的目的是为了重新确定新的门阀望族，以便和旧的门阀势力相抗衡。表现在婚姻上，王妃主婿必须是当世勲贵名臣之家，不必崇尚山东旧族。但习惯势力，土族以婚姻自高的情形并未改变，甚至连皇帝在土族之家为公主选婿也遇到困难。《新唐书·杜佑传》云：“歧阳公主，帝爱女。旧制选多戚里将家，帝始诏宰相李吉甫，择大臣子，皆称疾。”《资治通鉴》载：“大中三年十二月，郑颢弟凯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这段趣事说明，万寿公主虽为宣宗爱女，下嫁进士郑颢，而玄宗还是十分注重家庭礼仪的。李唐家族出自陇西，旧的门阀势力又在山东，唐太宗贵为皇帝不以山东土族为然，是情理中的事。后因房玄龄、魏征、李绩等与山东旧族通婚，界限乃被打破。加之后来衰宗落谱，男女潜相聘娶，太宗颁布的《氏族志》实已不能实行。唐中叶以后，风教浸薄，谱录之风随之而消。 隋唐五代也是社会风俗侈靡之世，而且社会的侈靡之风大都来自上层统治阶级。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中国至仁寿年间，令行禁止，极为恭俭。但隋炀帝时则荒滛无度，导致隋代享国不久，既趋灭亡。唐兴，叶气嘉生，薰为太平。《旧唐书·良吏传》序曰：“太宗皇帝削平乱迹，湔洗污风，唯思稼穑之艰，不以珠玑为宝，以是人知耻格，俗尚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唐代历时近三百年，国家疆域极广，人口众多。然而承平既久，作为统治者的一方则获利越半，加之唐代制度多不健全，贪黩货贿、浮沈取容，奢侈纵恣之风在所难免。特别是唐高宗之后，侈靡之风尤甚。《旧唐书·五行志》载：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洛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诏九品已上直言极谏，卫骑曹宋务光上疏曰：“……自数年以来，公私俱竭，户口诚耗。家无接新之储，国无候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观朝市，则以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乃至践闾陌，视乡亭，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族沟壑，猛吏滛威奋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资。马困斯跌，人穷乃诈，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从而刑之，良可悲也！臣观今之甿俗，率多轻佻，人贫而奢不息，法设而伪不止。长吏贪冒，选举私谒。乐多繁淫，器尚浮巧。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多。诚愿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木澄源，涤瑕荡秽。接凋残之后，宜缓其力役；当久弊之极，宜法训敦庞。良牧树风，贤宰重化，十年之外，生聚方足，三代之美，庶几可及。”唐自开国至神龙年间，不过五六十年，天灾加上统治者的盘剥，已是民不聊生。但如史书所记之侈靡之风却丝毫不改。唐代开元、天宝虽为盛衰治乱之世，但玄宗也放纵淫乱之习。高宗以来的流荡忘返，武后以来大纵声色，积习既深，终难自拔。玄宗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太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朱紫衣者千余人。至于爱妃杨贵妃更是纵侈十倍。《旧唐书·穆宗纪》载：“长庆元年十月丙子，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对曰：‘诚有此事。然臣之愚见，风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务，渐恐劳烦圣虑。’上曰：‘何至于是？’对曰：‘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侈靡，宴席以渲譁沈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理，安得不劳宸虑乎？’”丁公著与穆宗的这段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规谏，但也揭露了唐代自天宝以后的奢侈之风。史载穆宗好击鞠，狎俳优，喜观角觝杂戏。他还喜欢游猎，曾发神策兵浚鱼藻地，观龙舟竞渡，奉郭太后游华清宫，幸安国寺观盂兰盆会，修宫殿，饰佛寺，侈靡无度。唐敬宗也好击毬，观角觝、百戏、竞渡，甚至好深夜自捕狐狸，谓之“打夜狐”。他还信方术、佛老，派遣使者往各地采药，求访异人，以至朝政不理，最后为宦官刘光明等所杀。皇帝如此，手下大臣自然仿效。如玄宗时的户部尚书王琚，深得玄宗厚爱，时号内宰相，性豪侈，不遵法度。他曾典十五州，每移一州，车舆填路，数里不绝，携妓纵禽，恣为观赏，玄宗亦常优容他。天宝丧乱之后，王琚兼掌兵权留守之任，俸钱每月二千余贯，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昧于名者。《旧唐书·郭子仪传》载，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万贯，私利不在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至于游观宴乐，斗鸡走马，更是屡见不鲜。 唐代进士及第后，必大行宴乐之礼。即除拜谢恩主（知举者），参谒宰相外，还要举行多次宴集。其中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是曲江宴和慈恩寺题名。曲江宴兴起于唐中宗神龙年间，兴盛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每年三月金榜题名的新进士在曲江设宴，四洋之内，水陆之珍，靡不必备。长安城中的大小商贩、酒家歌楼，也都齐集于曲江之畔，观者云集，长安几于半空，连皇帝也要亲幸紫云楼垂帘观看，真是热闹非常。在唐代，新中进士眼中的曲江之宴如同仙境，也是宣示荣耀的极好机会。因此，无论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也不会缺席。《唐摭言》卷三载，新科进士郑光业正参加宴会，忽报家中有人病亡，而他却从容不迫，和大家尽欢而散。更有甚者，曲江宴罢，进士们便到妓院携妓赋诗，寻欢作乐。唐僖宗时的长安名妓郑举举，就常和进士、名人一起宴饮。 此外，民间还广泛流行赌博、斗鸡、走马、养鹰之俗。唐代赌博，上自天子、下及庶民，不以为讳。武则天自置九胜博局，命文武官员，分朋为此戏。唐代博戏，长行最盛。长行，是一种类似棋类的赌具，有局有子，子分黄黑，各十五枚，掷彩的骰子有二枚。当时王公大人，莫不耽玩，以致废庆吊、忘寝食。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斗鸡之俗，兴于春秋，战国时以齐俗最盛。唐代斗鸡皇帝也很喜爱。唐元宗（玄宗）乐于此戏，曾置鸡坊于两宫之间，索长安雄鸡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其驯养。诸王世家也不甘落后，往往穷家荡产，也要买鸡训养。于是长安城中男男女女都以弄鸡为事。有贾昌者善弄鸡，成为五百小儿长，号为“神鸡童”。一时民间流行着“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由此也可见唐代风俗之一般。 三、隋唐时各地风俗 斗转星移，俗随时变。隋唐风俗，承南北朝风俗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上层统治阶级而言，崇尚门弟，尊严家讳，区别流品，慎重婚姻，主持清议是其特点。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隋唐。不过也有了很大改变，如以科举拟门阀，清议变为谋倾他人，借以进取的工具等等。可见风俗的变易，与政治变化，统治阶级的提倡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民间习俗，又有它稳定，保守的特征。“从来论风俗者，皆狃于旧说，以为上好礼则举国从风。”实际上“上奢纵，下未必能效之；上节俭，化亦不及于下，风行草偃，徒虚言耳。……以风俗之侈靡，旧咎于举国之人，一若其无不违礼者，缪矣。”（吴思勉《隋唐五代史》）这说明同是风俗，官风与民风大为不同。 隋代的地方同俗，《隋书·地理志》有详细记载。唐代地方风俗，杜祐《通典》作了记载。《通典》记各地风俗本《禹贡》九州之说，又增加古南越。现简略介绍如下： 1、古雍州，置郡府四十二。古雍州包括今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唐代都城在长安，所以《通典》说：“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被山带河。秦氏资之，道平海内。汉初，高帝纳娄敬说而都焉。又徒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及家族名家于关中，强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诸帝山陵，则迁户立县，率以为常。故五方杂错，风俗不一。”“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节。” 2、古梁州，置郡府六十三。即今巴蜀地区。《通典》说，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周初，从武王胜殷，庸、蜀、羌、髳、卢、彭、濮人是也。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建立学校。自是蜀士学者，比齐鲁焉。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亲贤勿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