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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语故事》的源流 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藏族的《尸语故事》脱胎于一部印度古代故事集《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僵尸鬼故事》采取连环串插的结构方式，用一个大故事把二十四个小故事串接起来。大故事中讲：健日王每天收到一个出家人献给他的一个果子，果子里面藏着一颗宝石。健日王发现这一秘密后，找到这位出家人，并答应出家人的请求，于夜间到火葬场去把挂在树上的一具死尸给他搬运到祭坛上来。这其实不是死尸，而是附在死尸上的僵尸鬼。当健日王独自一人夜间搬尸时，僵死鬼便说起故事来，每说完一个还提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当健日王开口说话给以解答时，因打破了搬尸必须缄口不言的禁忌，尸体便又回到树上去了。这样经过二十四次反复，便讲说了二十四个故事。最后僵尸鬼将那个出家人企图谋害国王的阴谋揭穿，健日王在祭坛上杀死了出家人，从此僵尸鬼成了国王的朋友和助手。(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224—2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僵尸鬼故事》并没有进入佛教典籍，如同佛本生故事那样，但故事结尾提到，它将“作为吉祥的故事传诵到整个世界，并受到尊崇。即使细心听取其中某一故事的一个诗节的人也会摆脱罪过和种种苦难。而且讲这些故事的场合，夜叉、僵死鬼、魔力、罗刹等会失去神力。”因此它可能被作为密教圣典看待而流行于世。(注：见陈岗龙《蒙藏〈尸语故事〉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4年5月印。)藏族《尸语故事》的“引子”中， 提到指派顿珠前往远方寻取神奇死尸的鲁珠，即龙树大师。生活在三世纪的龙树大师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创始人，有人依据“引子”认定《尸语故事》为龙树所作，似乎难以成立。但由此推断《僵尸鬼故事》是随着龙树所代表的佛教中观学派而传入西藏，再被改编成为具有佛教信仰色彩的藏族故事可信的。据阿底峡(982—1054 )所著《子书》记集，却是载，大约十一世纪时《尸语故事》就开始流传，并且形成了十三章或二十一章的规模。(注：《蒙藏尸语故事》，乌兰巴托1964年。转引自陈岗龙《蒙藏〈尸语故事〉比较研究》。)藏传佛教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九世纪中叶，赞普朗达玛兴苯灭佛，使佛教中断一百余年，十世纪后期佛教才又在藏地复兴，史称“后弘期佛教”。印度的《僵死鬼故事》在此时传入西藏，并被改编成《尸语故事》，是顺理成章的事。 《尸语故事》同《僵死鬼故事》的关联主要表现在它们的结构形式上。《尸语故事》沿用了《僵死鬼故事》的连环串插式叙事结构。一个大故事中包孕着若干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连环式地串接成一个整体。印度故事集《五卷书》和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体上都采取这种结构形式。口头叙说的故事本来都很短小，当人们听惯了短篇故事之后便很自然地企望扩展故事的艺术世界，将短篇故事的艺术世界，将短篇故事系列化。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模式正是适应人们艺术欣赏趣味的这种进步应运而生的。而且按这种结构模式，每个故事的结尾情节都设计得十分精巧，使得听故事的人明知不能开口却又情不自禁地要插嘴讲话，它实际上是口头文学中讲述人与听众“双向交流”情景的反映，显得极为生动活泼。《尸语故事》由《僵死鬼故事》脱胎而来，在其外在结构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如就其中所包含的故事进行考察;正如有关研究者所指出的，实际上只有两篇故事比较完整地由《僵死鬼故事》进入《尸语故事》之中，一篇是《按上烙印的少女》，进入藏族《尸语故事》之中，一篇是《按上烙印的少女》，进入藏族《尸语故事》成为《聪明的大臣帮助王子智取王位》，另一篇是《被咬掉鼻子的女人》，只保留在青海的十三回手抄本《具神通的人尸故事》中，但蒙文《尸语故事》都收录了这一篇。据此，陈岗龙在他研究文章中便认为：“可以说藏族人民主要是利用《僵死鬼故事》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创作了《尸语故事》，至于具体的故事则是藏族人民自己去再创作的。”(注：陈岗龙《蒙藏〈尸语故事〉比较研究》。)但这些再创作的故事，其来源也较为复杂，有些篇目是土生土长藏族故事，有的为汉族故事的移植，还有从其他渠道流入藏他的印度故事。 《尸语故事》既有木刻本与手抄本，也盛传于僧俗口头之上。近世从民间口头采录的藏族民间故事，许多是《尸语故事》的口头异文。如以陈石峻一九五五年于四川昌都地区采录的一批藏族民间故事为主体而编成的《泽玛姬》一书中，属于《尸语故事》的就有《龙女》、《木鸟》、《王子和牧童》(即《呕金吐玉二君臣》)、《松嘉拉姆》(即《三个魔鬼》)、《白鸟》、《金娃错和银娃错》(即《金花和银花》)、《真萨》(即《真赛》)、《懒汉》(即《猪头卦师》)等篇(注：陈石峻搜集整理《泽玛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著名藏族故事家黑尔甲向肖崇素讲述的一系列精彩故事中，《青蛙骑手》、《奴隶和龙女》、《恩里特城的乞丐》(即《熊、猴子和老鼠报恩》)也来自《尸语故事》。当采录人询问这些故事的来源时，黑尔甲回答，它们原来写在喇嘛寺流传的一部“上古书”上，是在喇嘛寺出家，看过“上古书”的伯父讲给他听的： 我从小的时候，跟着伯父在喇嘛寺看牛。伯父是个喇嘛，认得很多字。他常常一个人在屋里翻书。当他读到人世受苦和男女爱情时，常常一个人伏在书桌上哭，有时又一个人翻着书笑。晚上就讲给我听。我小时记性好，他一讲我就记住了。(注：肖崇素《奴隶与龙女·后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版。) 这部所谓的“上古书”就是《尸语故事》(注：参见田海燕《提一些汉藏文化的交流线索》，《金玉凤凰·附录》，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版。)这段话不仅指明了黑尔甲所讲故事的来源，还生动地记述了《尸语故事》在佛教寺院传播的情况以及它由书面文本流向民众口头的具体过程。由于书面文本是经佛教徒编纂的，关于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的说教成分较为浓重。口头讲述的故事内容上则更为积极健康，更富有世俗生活情趣;口头讲述时保持了书面文本情节曲折、描述细致的优点，而语言运用则生动活泼得多。经过上千年的集体传承，这些故事被锤炼得更精美了。 《尸语故事》的蒙文本称为《喜地呼尔》，从藏文《尸语故事》翻译而来。它的前十三章译自青海十三回手抄本，后十三章则是按照原故事的结构将来自印度等处的故事移植改编而成。 蒙文本《尸语故事》后来又被译成满文，构成为《满族佛教故事二十一篇》手抄本。但它在满族民间并不十分流行。 《尸语故事》中的一些作品还流向了日本。(注：参见陈岗龙《蒙藏〈尸语故事〉比较研究》。) 总之，《尸语故事》这部书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不只是由于它汇集了二、三十篇优美的藏族故事，有上千年的生活史，还因为它伴随藏传佛教进入西藏，是印藏民间文学、也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交流融合的艺术成果。这种交流融合长期持续，对整个中国故事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