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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世纪以后，中国官方史书关于北方诸民族的列传，多沿袭前朝史旧，巫俗资料几近于无。但是，在另外一些史录中，却提供了许多可贵的巫俗史料。和高丽时代以降有关巫俗的文献记录大增的情况相似，提供了更多样的巫俗，可以看出扩展了巫俗范围的历史动向。任东权博士在他的代表作《朝鲜的民俗》一书中，列举了《高丽史》、《高丽图经》、《东国李相国集》等典籍所记述的高丽时代的巫俗。如大规模的巫觋祈雨祭就举行过二百多次，其中甚至有的集合了2、3百名巫觋行祈雨巫术。如高丽国仁宗十一年(公元1133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年，金太宗天会十一年)，5月举行3百巫女祈雨祭，表明当时朝鲜农业社会中巫的重要职能及地位。《李朝实录》中有关巫俗的记录有120余处，其中最多的仍然是祈雨祭。每逢干旱，百姓渴望上天降雨以解救众生，朝廷便命官员率先，由巫主持祭祀仪式，十分隆重。此外，有关举国城乡各地城隍神祭祀，也多由巫觋用巫舞合乐的形式进行。还有，李朝时代中，即从3世王世宗(公元1419年，明成祖永乐十九年)到7世王世祖(公元1468年，明宪宗成化四年)的半个世纪中，大批巫觋被官方派往各地参与治疗“热病”，进入疗养机关，用祈祷职能担当传染病的治疗者。这些史料证明李朝时代朝鲜巫觋活动在朝野上下的重要地位。 公元13世纪初的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领袖铁木真在斡难河一带召集蒙古各部头领聚会，由蒙古当时最大的巫师阔阔出宣布神旨：奉天之命，铁木真应当成为“最强者之王”(蒙古语为“成吉思汗”)。这是《多桑蒙古史》中记载的蒙古巫直接主持拥立蒙古君王的一宗重大行事。蒙古诸部落首领都表示遵照神意，为铁木真上尊号为成吉思汗。当时，巫在建立蒙古帝国时期的崇高政治地位是十分明显的。在《蒙古秘史》中还记载：阔阔出这位最有势力的参政大巫，不仅是大汗王的亲信，同时还是成吉思汗母亲认收的养子。甚至还被国人尊称为“帖卜腾格里”，意思是“天使”。他利用自己弟兄殴打成吉思汗亲弟弟合撒儿，并传下天神旨意，让成吉思汗除掉合撒儿，以致成吉思汗母亲亲自出面讲情也未见效，最后终于使合撒儿被迫逃亡他乡。阔阔出从此以“国师”的势力扩大收聚百姓，使他统辖下的百姓人户和成吉思汗领属下的百姓人户大致相当；其中也包括他从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领下的百姓。这位国巫还公开凌辱斡惕赤斤，为此，成吉思汗夫人孛儿帖兀真向汗王哭谏，指控了“天使”不断残害成吉思汗家族的危害，从而说服了成吉思汗。于是，汗王暗示幼弟以比武名义除掉了“天使”国巫。这些记述证明了巫在蒙古王室权力争斗中的盛衰。 在《蒙古秘史》中，还记载了巫师兀孙老人如何被成吉思汗封为最高神职“别乞”受到敬奉的史事。汗命他骑白马、穿白衣，坐在朝中最上席位。另有一位巫师豁尔赤，早在成吉思汗年少时就伴随其左右，为他占卜，并预言他能成就帝业。成吉思汗登汗王位后，对豁尔赤厚加赏赐，曾把被征服的蒙古秃马惕部落的30美女赏给他为妻妾。又有蒙古斡亦剌部大巫忽秃合别乞归顺成吉思汗后，为汗王刺探军情有功，汗王便把俘虏来的秃马惕部首领之妻赏赐给他。 元帝国建立后，忽必烈封西藏大喇嘛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国师”，以后又晋升为“帝师”，在蒙古境内推行喇嘛教。但是，蒙古巫和巫俗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消逝。元亡后，公元1640年(明毅宗崇祯十三年，清皇太极崇德五年)，蒙古各部诸王联合颁布了《察津·毕其格》，史称《卫拉特法典》。法典中明文规定巫与巫俗为非法，予以清除、严惩。虽然条文上以处罚没收马匹为主；但在执行中，从17世纪中到19世纪80年代，蒙古草原却发生过数次总计多达300名巫觋惨遭集体烧死的事件。从现存蒙古巫师的追忆中，巫俗在蒙古，特别是在东部科尔沁草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在民间的活动。 其实，巫在王朝宫廷中的活动，最早并不出自蒙古帝国；早在12世纪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时就有了记载。在南宋《三朝北盟会编》中记有：“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这里所说的“珊蛮”就是女真语“Saman”，即女巫的称号。但是，有关金王朝的萨满巫俗在当时并没有详细的记录，直到17世纪的后金王朝的满文历史档案中才有了较详细的记述。 1616年至1636年间，即建州女真贵族努尔哈赤即位任后金汗王的20年中，正值崛起的女真人与明王朝战事紧张的重要时刻，女真巫觋活动几乎都参与到所有的军事战斗中了。仅《满文老档·太祖朝》的记录，至少有14次重大的巫祭行事都是为出征、祭旗、祝大捷、会盟、谢天地时举行的。每次祭祀都要砍杀多头青牛和多匹白马为供牲，实行大规模杀牲血祭。汗王以下各亲王、王子、大臣每逢年节、祭祖、医病、驱鬼等行巫时，都相互攀比，大肆杀牲。1636年皇太极即位后，对原来的巫俗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制订了新的祭典规范，要求：凡用于祭神、还愿等行事，永远不准宰杀牛、马、驴、骡；一律改用猪、羊、鹅、鸡、鸭。皇室亲王及朝廷官员拥有牛群者，也不得侈费过度。甚至要求把巫祭礼仪改为三跪九叩礼，使巫俗在皇朝宫廷中与汉人王朝礼仪融合。在《清太宗实录》中有较详尽的记述。女真人改后金为大清国、改女真为满州族后，还把原来祭“堂子”的萨满巫俗和立竿祭天带入北京皇城。北京皇室每年依古俗例行祭天地、祭祖宗、祭鬼神，春秋大祭及年节祭，一直延续到清亡为止，巫俗在满族社会上下始终不衰。清代朝廷的巫俗在《钦定满州源流考》、《满洲祭祀典礼》中，都做了周详的记载。可以看出，满族的萨满巫师在宫廷中担任祭祀的“司祭”、“司祝”的角色，并不参与或干预皇朝政务，与元代蒙古帝国的国巫“天使”比较，有很大的区别。 《朝鲜の民俗》一书中论述的韩国巫俗史与中国的北方满、蒙巫俗史在许多方面有可比性，有可参照的研究价值，可以纵横通览东北较大范围巫俗发生发展的意义和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