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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自己称为人类学的志愿者，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生活是一种责任，牵马也是一种责任。八十年代初去村寨调查时，彝族人很好客，同时他们也很痛苦。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几乎每个彝族村寨都有工作队队员，这些人有的干好事有的干坏事，这使得彝族人心里很矛盾。彝族与人接触和交流是通过家支关系和亲戚关系的方式获得一种自己人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有时我牵马领人进村寨，彝族私下问我是否应该说实话还是编个假话。这使我在想人类学调查资料到底具有多大的真实性。例如，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位老教授珍藏了一幅对联，大意是“冷了，你就烤火吧；饿了，你就吃点燕麦面吧”，其实这是一句戏谑的歇后语，谜底没有写出来。这个老教授不知道，还很高兴，赋予这个对联很多的逻辑与哲理，所以说受骗了。因此我感到生活是一种责任，对这些彝族人说，讲真话吧，否则这些材料他们拿去没有意义。我在牵马中认识了很多朋友，有些很不错，十分同情老百姓的生活。有些则不行，例如我带他们经过猪圈，他们会捂着鼻子皱眉头，这或许就像你们说的接触到人类学的后院了吧，我们这个民族的后院被你们击穿了。 不过奴隶社会的神话依旧继续。凉山彝族三部书出版后，所有的政协委员都知道其中的内容，形成某种规则化的东西，使得后来研究者遇到的所有访谈对象都接触过这方面的内容。以至于一有人来到村寨，彝族就会说你去找某某某问去，然后这个人就会按照这三本书的框架开始说，有时说得比书本还要详细、全面。这样神话就一代一代传下去。我想，学者们并没有错，这是当时政治制度造成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必要反思一下这些观点。 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却成为政府制定政策和进行指导的依据，凉山因此成为阶级斗争的重灾区。彝族奴隶社会这种观念被强化后，黑彝被描述为一个天生具有作恶禀赋的等级，成为打击的对象。不仅要打击他们，还要打击他们的孩子。不过当时也有统战政策，有一些奴隶主本来也是打倒的对象，但在被统战后成为社会利益的既得者，比过去还要幸福，他们为何不歌颂现在呢。因此出现了奴隶主打奴隶主特别的凶，奴隶主斗奴隶主特别的狠的现象。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就过分了，阶级对抗的情绪达到极端化和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并不是说凉山原来的等级制度好，我认为推翻这个等级制度当然合乎人权，保护人的基本身份权利。但是后来过度的制度和很多研究也有关系。因此，无论是老学者还是年轻的学者，现在应该采取一些反思性的态度，考虑我们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带来了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我认为很有探讨价值。 神话延伸的结果是这些理论被活学活用，被各个等级从各种角度加以利用，例如黑彝斗兹莫、白彝斗黑彝等等。基于这种现象，我提出一个“楼层结构”，认为这些垂直结构之间的联系维系了整个社会。至少存在三个楼层，最下面的是白彝，中间是黑彝，最上面是兹莫。最高层的人数较少，占有的财产比较多；中间人数多一些，占有的财产稍微少一些；最下面的白彝以及其他的奴隶人数最多，占有的财产最少。他们之间形成了某种垂直联系，最高的等级通过制度来限制其他两个等级。但是如果制度不合理，最高等级想过分欺压其他两个等级，下面的就会产生与其被你压垮不如把你推翻的想法和行动。这种情况不断在彝族中重演。有一个很简单例子，在沙马兹莫统治的地区(金阳的一部分、雷波的一部分、昭觉的一部分)白彝的权也就是说白彝统治黑彝，是黑彝的主子。但是在很多书中，把金阳描述成是“兹莫百姓”(兹莫不一定全部是土司，但是土司基本是兹莫，受过封)，其实这个地区是白彝的天下。西昌越西这一带，还有一些独立的白彝地区，情况更为复杂。但推翻了这个等级结构并不会发生异质性的变化，其实还是同质性的结构。推翻了兹莫，推翻了黑彝，还是存在同样的等级制度在维系整个社会。 鉴于这一点，我经过调查和思考提出一个挑战性的观点：诺伙不是贵族，白彝不是奴隶，阿加和呷西不是终身奴隶。除非阿加和呷西没有生育能力，不具备安家的能力，那就成了单身奴。也就是说，阿加和呷西也有自己的机会，可以另安一个家，获得土地，通过劳动得到属于自己财产。在我们的教育典籍中，包括很多古老的彝文书籍，以及口头传说，例如毕摩书籍，明末清初的哈姆特兹木刻本中，都还没有黑彝这个提法，只有两个兹和德尔两个等级。而德尔这个等级则包含了黑彝、白彝、以及阿加和呷西。这些教育典籍离我们并不久远，毕摩德兹也没有提到诺伙，诺伙其实是一个后来崛起的家族部落，通过婚姻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成为后来人们认识中的等级。我相信，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如果大家有这方面兴趣，我们就有交流的机会。当你们扣开我们凉山的山门时，我会以彝族的习惯接待你们，还要帮你们牵好马。 评议与讨论 朱晓阳教授评议： 非常感谢马老师为我们做的精彩讲演，解惑胜读十年书。我们从小基本是在你刚才批判的这个框架下接受教育，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本书是《达吉和他的父亲》和《小凉山的怒火》，在很多人眼中，大小凉山是奴隶社会，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如今这种阶级斗争思想渐渐被人淡忘，但是这种意识依旧存在，因此，如果今天还有谁带有这种意识框架的话，你可以说从一个牵马人的角度为我们做了一次狠狠的破除，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大的震动和启示。 最近有位美国人类学家在小凉山研究复仇，从某种意义上也对你今天的讲演是一种呼应，因为都指出实际情况要比原先僵化的框架复杂的多。我希望你能谈谈复仇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对人类学很关键，即内外的问题。人类学是对异文化的研究，如果是一个本民族的人来做的话，这可以叫学问，但不可以叫人类学。我自己也是做汉族，因为一直对语言能力不那么自信，觉得如果听不懂谈话，了解当地的文化，于是会退缩着找到一种方便做学问的途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从内部来做会是很不同的，今天在马老师讲演中我们也看到一点。这也涉及到如何做实地研究的问题，你刚才也提到大教授如何作实地研究、土著人如何欺骗大教授。这为我们这个学科带来了很多思考，特别是对那些读了很多著作即将走向田野的人提出了挑战。我们从田野中带回来的东西是谁提供的，信息提供者是谁，是不是官方话语的传声筒。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田野时是否要进行调整，就像刘铁梁老师上次说的那样，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不是就要找出某种典型。大框架的背后都有一个政治权力的背景在给我们带上有色眼镜。这个话语一旦形成，相关利益集团就在不断生产和制造这种神话，他们也就会获得某种好处，这也对人类学真相生产提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使我们今天非常怀疑，“真”是什么，如何去认识“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此外您不仅进行批判，而且还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彝族社会具有“楼层结构”，各阶层之间有着垂直联系，我希望你能接着深入谈谈社会各等级之间勾连和谐的方面。 马尔子： 复仇在凉山的基本定义，叫冤家械斗，的确存在，而且很多。凉山三部书以及其他对奴隶社会进行的研究都没有十分注意这个问题，认为是一个血缘上的家支和另一个有姻亲关系的家支之间进行械斗，好像同一个家支内部就没有械斗。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历史到现在，更多的冤家械斗发生在家支内部。近代最大的械斗例子发生在美姑地区的乌且家支内部，他们打了几十年的仗。诺伙作为黑彝在西边较大的家支，由于内部的残杀，最后瓦解。拉库起义，其实是由于内部等级矛盾激化，以及一些婚姻家族上的直接原因，最后日涅这个家支被肢解掉了，但是后来这却被定义为奴隶起义。没有纯粹的奴隶起义，凉山的械斗大多是因为婚姻和家庭关系。凉山的亲缘关系太复杂，我们有一百二十种亲戚(虚指)，其中最重要的是姨亲，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以及她的子女，这些属于自己内部的人。然后就是开婚的亲戚，也是很内部的。如果我和一个人同属于一个家支，但是隔代较多的话就比较远，那么我姐姐嫁过去时，我们这两个集团才是亲。所谓的姻亲，指的是，如果我这一代和你开亲，那么我们是亲戚，下一代不开亲，那慢慢就不再是亲戚。但是家支又是永久性的，是一个血缘家族。这个很复杂。其实那个楼层结构也是一种附会，真正存在的不仅仅是相互要求的关系，还有很多协调的因素。例如对于有些等级。不要求他们提供服务，而且也要考虑相互的利益，否则仅凭少数人的力量根本无法统治凉山社会。凉山州180万彝族人中，其中兹莫只有0.1%，诺伙只占6.9%，曲诺占了50%多，因此必须依靠这些中间力量。 楼层结构的垂直联系，我的理解是，由钢筋水泥共同筑造了一个房子，每一层都有很多单元，一个单元就是一个家支。高的楼层人比较少，是统治阶级，占有的财产比较多，然后下面的第二层楼层作为根基还要把它撑起来，这个负荷必须在可承受范围内，否则对于下一层，特别是第三层来说，与其垮掉，不如起来扳倒上一层。例如，黑彝如果过分统治，白彝就会起来把他赶走或者杀掉。统治者兹莫为何在近代权力那么大，可是后来却被扳倒，可能有这类原因，这样黑彝就冲上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