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承─书写：人类认知的大分野？ 在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期，西方知识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出现了4种论述：传播学家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的《古腾堡星光灿烂》（The Gutenberg Galaxy 1962），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野性的思维》（La pensee sauvage 1962），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和小说理论家伊恩·瓦特(Ian Watt)合写的论文《书写的逻辑成果》（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以及古典学者埃瑞克·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的文章《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1963）。这些著述虽出自不同的学科，但基于对人类知识、交流方式与传媒技术的共同关注，将长期处于理论话语边缘的口承文化(Oral Culture)一同推向了当时的学术前沿。 从20世纪的口头传播技术及其发展而言，广播是最早出现的，随后是电话、电视的应运而生。这些技术上的发明都成为人类的“口语”（the spoken）或称“口头语词”(the oral word)得以跨时空传播的种种载体。麦克鲁汉在其出版于1964年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更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是讯息”等等令时人惊疑、迷惑的奇特“预言”，到了90年代，果然为扑面而来的数字时代、网络生活、虚拟现实、赛博空间所证实。正是在电子传播技术的急速发展中，口语及口承文化也随着书写研究与大众传媒文化逐步成为知识界的焦点话题，在学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说，口承文化研究的“重大突围”，应当归功于麦克鲁汉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传媒思想家。然而，熟悉学术史的人都知道，为口头传统研究拉起大旗的师徒二人──哈佛大学的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则是以上讨论的理论前驱。因此，口承─书写研究，在时间线索上纵贯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从人类语言的产生直到当今数字时代的电子传媒；在空间维度上也几乎跨越了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从部落社会到后工业社会。 在书写研究中，美国哈佛大学的古典学者哈夫洛克(后来执教于耶鲁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古迪可谓影响最大也是争议最多的两位学者。他们俩人于同年发表的著述，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对人类认知发展的一种初步的、偶然的作用归结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字母书写对公元前5～4世纪的古代希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因而，这一论战从一开始就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而展开，以哈夫洛克和古迪与其著作的批评者形成对垒。第一个焦点在于人类认知的发展与现代理性是否是“字母书写”的“逻辑成果”？第二焦点在于口承与书写之间是否横亘着人类认知与现代心智的“大分野”？ 哈夫洛克的学说首次出现在他发表于1963年的《柏拉图导言》中，后来在其题为《古代希腊关于公正的概念》(The Greek Concept of Justice: From Its Shadow in Homer to Its Substance in Plato, 1978)一书和论文专辑《希腊的书写变革及其文化成果》(The Literate Revolution in Greece and Its Cultural Consequences, 1982)中得到进一步阐扬，最后以其《缪斯学会书写》(The Muse Learns to Write: Reflections on Orality and Literac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1988)一著做出了简明扼要的综述。哈夫洛克在其有生之年从未转变其基本立场，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古代希腊字母书写（而且惟有这种书写）的发明方使书写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字母书写能够使思维超越荷马所代表的“口头心智”的局限性，成为逻辑、哲学和科学──一种全新意识的中介或工具，柏拉图即是这种转型的第一个伟大的、典型的产物。他还认为，大概就在柏拉图出生的那个年代，甚或稍早一点，古代希腊文化就已经出现了“大分野”。这种“大分野”表现为口承社会与书写社会相隔离，口承社会主要依赖于韵律的、复诵（叙述）的文学来满足其文化知识的需求；而后来的书写社会则依赖于散文，并将散文视为传达严肃反思、研究和记录的载体；柏拉图的散文是开始放弃口头规则的一个重要表征，由此思维方式出现了决定的转折。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对其他社会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 在刚刚过去的40年里，古迪陆续地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专著和文章，如《书写的逻辑成果》（1963）、《蛮野心智的驯化》（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1977）、《书面与口头的交界》（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 1987）、《书写传统的威力》（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 2002）等，并活跃在欧美高校的讲座中和国际会议的论坛上，被学界视为“书写论”最重要的首席辩护者。其主要的论点是：不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以历史的事实而言，逻辑思维（演绎推理、形式运算，高次心理过程）的发展取决于书写。虽然，他拒绝将对立二分法的罪名归咎于自己，比如按列维·布留尔的方式，从智力方面，在识文断字者与文盲之间划出一道彰显的分界线来，但他还是颇为强辩地坚持说，二者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一直专注于传播的模态与认知的过程，“书写论”本身在那里也产生了共振。古典学者、精神分析和心灵研究专家瓦尔特·翁（Walter Ong）就公开认同哈夫洛克关于“原生口承性”与“书写重构意识”的论见，通过在荷马传统、中世纪僧侣教育、印刷史、电子传媒的性质等学术研究中的探索，他发表了关于口承思维的著名论断，其研究成果也被多达2000种以上的各类著述所征引，从此成为口承─书写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其《口承与书写──语词的技术》(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1982)一书中，他认为口承思维具有基于记忆的、移情作用的、参与共享的、情境化的、聚合的、保守的等特征[1]；而书写思维则恰恰相反，具有基于记录的、客观中立的、抽象的、分析的、创造性的等特征。尽管书写论者讨论的细节各不相同，但他们几乎都属于同一个理论阵营，都同样持这样一个中心论点：书写是一种转换人类思维、转换语言关系、转换传统关系并再现传统的技术。这些论题在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也在心理学家中得到讨论，比如戴维·奥松(David R. Olson)的著作也受到哈夫洛克学说的重大影响，他关于字母书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这一论见，后来也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强音。 他们的这些观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遭遇了极其缜密的考问，也招致了声势浩大的批评，因而也一直受到各种不同的修正。回应“书写论”的批评文献大多对其中心论题展开质疑，也就是书写仅仅被视作一种“自在之物”，一种自发性的智力技术。批评者们寻问道，是否书写从根本上不是内嵌的，其本质与意义的形成过程，并非是自决的，而是由广阔的文化─历史的构架与特定的文化实践所决定的。因为“书写论”研究一向以捍卫“古希腊字母书写”的独特性为旗帜，因此许多学者在非字母书写的传统中搜罗了大量例证予以反击。高夫（Gough K.） 就从古代印度与中国引证资料，以大致限定的书写传统来挑战定位于众多传统的“书写论”。他分辨道，字母书写的传播与普及的优势不能成立，因为以印度与中国而言，非字母文字却也具备着一种与古希腊文字相似的书写规模；书写引发了编年史的结论也不能成立，因为中国有一个编年史的传统，而印度却没有；西方书写关注于系统的实事因而关系到科学的发展也不攻自破，因为中国不仅有发达的系统化科学的传统，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虽然那里没有字母书写或一种新教改革[2]。 那么，从中国本土的彝族书写传统与纳西族书写传统来看，“书写论”所谓的惟有希腊的字母文字才是通向逻辑、思辨、理性、科学的论断也不能成立。因为这两种中国本土的自源文字都不是字母书写，但却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产生了众多的历史、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科技等学科的著述，而且大多是诗体形式的，而非散文写作。这与哈夫洛克为“生产”理性、思辨、分析、逻辑、科学的书写传统贴上的“散文”标签也恰恰相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