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因秦女史的关于清代妇女创作弹词的论文而写的意见（原来发表讨论的地方找不见了），诸公和秦女史在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本人也感兴趣，凑上来说几句。 “文本”和“田野”是个大问题。本人研究俗文学史（民间文学史），一般认为是文本研究，但据本人体会，要想有所突破，必须辅以田野调查。因为，一方面，一些古老的民间文献，藏在民间，八十年代以来有许多发现，可供填补民间文化史和俗文学史研究的空白。同时，许多古老的俗文学演唱形式（样式、体裁），文献失载或记载不详，“礼失而求诸野”，只能靠田野调查来补充。比如《金瓶梅词话》中描写的“宣卷”是北方的民间宣卷（念卷），而崇祯本《金瓶梅》的插图，画的则是江浙民间宣卷的情况。这是通过田野调查才能辨别的。不过民间艺人的口传资料也有局限，在追述历史时，普遍的问题是夸大师门传承，有的则漫无边际（比如许多民间歌手说张良是“山歌祖师”），这就要调查者结合文献的研究，比较、鉴定。即使一些手抄或刊本文献，也许要做一些鉴定工作。 田野调查很难达到完善、完美，笔者跟踪调查江苏靖江“做会讲经”十余年，近年始发现，由于人为设置的障碍，笔者的调查仅为靖江“东沙”地区的情况，“西沙”的做会讲经又具特色，可惜跑不动了，也没有经费继续去调查。笔者所见到的田野调查报告，有的因客观局限或作者的识见而有疏漏、不足，可恶的是个别人为了一鸣惊人、哗众取宠而胡编乱造。台湾出版《民俗曲艺丛书》收有大量大陆作者的各种田野报告，功德无量，可供几代人研究。研究者做一般研究可以利用，做专门研究时，最好还是自己到田野走一遭，多看看，会有新的发现。 不能把俗文学已有的各种“文本”绝对化，走进田野就会发现，俗文学的传播形式要比一般的说法复杂的多。俗文学是口头文学、口头传承，“文本”或是它的记录、整理和改编本。中国古代记录口头文学作品，没有现代那么“科学”，汉语方块字本来就不是表音文字。唐宋以后，逐渐形成接近口语的书面文学语言“白话”（清代后期在吴语、粤语区出现一些方言用字），主要用于记录、整理、改编俗文学作品，作家也用来模仿、创作通俗文学读物。即使作家创作的通俗文学读物文本，有的也可口头说唱。比如说清代妇女创作的弹词，主要是闺中妇女传抄，但闺中妇女不识字的多，就有识字的妇女“念”的大家听。笔者曾在城镇集市见一撂地民间说书人，手持《三侠剑》，每天说几回，大家也听得津津有味；也曾听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说（唱诵）《杨家将》，几个晚上说不完。这位妇女略识字（其父是私塾先生，“三家村学究”），她一再声明：有“本本”（唱本）根据，不是自己编的。清代妇女创作的弹词是才女们根据明代弹词的形式创作的，已经雅化；蒲松龄创作的“聊斋俚曲”则绝对口语化。 文人创作的唐诗，大部分是可以口头唱的，任半塘先生称之为“声诗”，“旗亭唱诗”的典故大家都熟悉；宴会上文人、歌舞伎都可即兴走到中间（那时开宴会把一张张桌子摆成半圆形，中间是上歌舞的场地）“著词”（唱诗），不是后人研究唐诗格律仅有“平平仄仄”而已。宋词是也唱的，“慢曲子”就是唱慢词，专称“小唱”，唱“大曲”中的“慢”、“引”、“近”。在一般酒宴上用拍板（或只用手拍）“浅斟低唱”，也在宫廷、贵族大型宴会上配乐队（主要是管乐器）合唱，有高超的歌唱艺术。元代京城大都还有小唱艺人的组织“唱社”。 明代后期和清人创作的传奇剧本，有“案头”之说。那些剧作家，多是选取现成的故事作个剧本，卖弄“才情学问”，就像大观园里“老祖宗”批评时人的才子佳人小说。有的借剧本人物发“怀才不遇”的牢骚，中了进士就不写剧本了；也有愤世嫉俗情怀的抒发，如女作家刘清韵的《小蓬莱传奇》十种，这位女作家写了二十多个剧本，是位多产的作家。他们的剧本只能在案头欣赏，上不了场，没“戏”；他们也会唱几只曲子，吴中曲家则批评不合曲律。 民间草台班的演出的戏剧是另一种情况，所谓“幕表”也是口头的，为了赶场，班主交代一下故事，分配脚色，演员立马上台演出。角儿当然演主要人物，大家捧场，不许抢戏。演员的基本功之一，要记住大量“水词”（有的地方称“戏串”），随口唱来凑戏。有人也会找角儿的麻烦，出“难题”，这就要看角儿临场应变的能力。演来演去，观众欢迎，就成了“保留剧目”，年头长了就是“传统剧目”，记录下来就成了“台本”（多为演员师徒传授的“秘本”，也有文人的记录整理本，都不会全部记录，）。即使一些传统名剧，演员也可临场发挥。“文革”期间为老人家录制（摄像）戏曲消遣，按照工作流程，必须按整理好的剧本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演教师爷的某名角，上了台就忘了自己是“牛鬼”；那段精彩的说白，每次都有新的“版本”。最后只好“倒”过来，按他的一次演出重整剧本。 清代弹词渊源于宋代的“淘真”，直接来源是明代弹词。（见拙文《明代的陶真、盲词、门词和明代弹词》）清代文人创作弹词（不单是才女），郑振铎先生称做“国音弹词”，赵景深先生称“文词”，周良先生称“拟弹词”，秦女史说有些也被艺人改编，场上演出，一点也不错。北方馒头铺里出租的长篇鼓词（源于明代词话），情况差不多，作者（编者）匿名，场上演出的是经过改编的段子。清代记录场上弹词的本子，都经过整理改编，改编的程度、艺术的高低，要看整理者的水平，也受书商（出版商）的种种限制，总起来说，与场上差别很大。其实，就是名家演出拿手的段子，每一次也不一样。“小姐下楼”，一天一回书，可以“下”一个月，也可以三言两语就让她下来。评话更如此，艺人会根据每次临场听众的身份、听众场上的反应，演唱时间的规定等诸多因素，临场发挥，决定内容的取舍、增删。 民间歌手唱的长歌也是这样。在江南一带，“五姑娘”、“赵圣关”、“沈七哥”之类的故事，有的来自民间的“说（唱）新闻（文）”，有的来自民间传说，普遍的以“十二月（花名）”形式唱，简单的每个“月”只唱4句。优秀的歌手可以“调山歌”，比如，“结私情”（有唱本），唱情人进门、上床、做爱的过程；送走情人有“十送”，从“床前”一直送到“十里亭”。这类短歌就是“肉段子”。歌手按照故事的“骨架”，调来大量的“肉段子”，再加改编，便成了“骨肉丰满”的长歌。八十年代“发现热”中，整理者不了解民间歌手的创作规律，“整理”出的稿子让人抓住把柄；后来补救不及，留下一笔糊涂账。歌手的山歌抄本也多是七字唱本，唱的时候“加沙”（加衬腔、衬词、衬句、加垛，明代民间戏曲称“加滚”），句式灵活多变，不能以“七字唱”视之。 总之，走进“田野”，就会发现许多“案头”、“文本”中没有反映出的问题。 “坛”上关于“文本”和“田野”问题的讨论，本人一时摸不着头绪。朋友们的意见，本人有的赞同。比如，“三套集成”和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发现许多民间文献文本（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过去不被视做“民间文学”的作品，也不可能放到“市民文学”中去），有朋友呼吁加强研究，本人十分同意！这些“文本”远远超出以往研究者的视野，其内容恐怕几代人也研究不完。它们对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学科的建设，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大部分原来致力于民间文艺学研究的人，大都转入民俗学（民间文化学）的研究，似乎“民间文艺学”的问题都已解决了，不值得再研究了！这就是本人在先师 景深先生百年纪念会上发言，呼吁的一个问题。由于视见所限，忽略了许多高校仍在开“民间文学”课，但当年钟老领导的民间文学研究和教学重镇——北师大已经“易帜”，却让人迷惑不解。好在如今华中师大、山东大学又有了民间文学博士点，一些学校也收民间文学博士生。这也可让外人知道，在中国的社会学科体系中，一个世纪若干代人都在为之努力研究的“民间文学”，仍被重视。中国“体制”的特点，决定了这类“动作”所传达的“信息”的重要性。 外国人如何建立他们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的由人家去决定。中国的民俗学（民间文化学）可以包含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但不能取代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这是许多朋友都可以理解的。——本人一向赞佩刘守华教授几十年坚持不懈的从事中国民间故事和民间故事史的研究，如果大家都有这样“踏遍青山”的决心，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中国民间文学史的研究，也就有希望了。 重视“文本”并不说要取消“田野”，上文中已有说明。许多“文本”也是在“田野”搜集来的，这一点还要强调一下：不单是“口头”遗产，尚散存于民间的许多民间文献，不论从哪个“学”出发，都需要去“抢救”。到北京潘家园去看看，也可以明白：最“畅销”而大量流散出去的“文本”，是民间文献。本人很偶然（一共只去过几次）地见到，一部完整的明刊弘阳教宝卷“小五部”（折本五册），是存世孤本（现存可看到的都是清刊本），就被人以不到3000元买走了。据摊主讲，是从山西农村收来的。 附言：为了便于大家了解本人的看法，将它（NO11373）集中到这里。这篇发言东扯西拉，说的比较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