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到说书的师承关系时，那木吉勒语气很坚决地表示，虽然本人非常热爱说书艺术，但不会再传授给徒弟，因为自己贫困潦倒，连喝粥都困难，不能误人子弟。当笔者询问为什么又招收了徒弟吴晓飞时，他解释说，吴有一门出色的按摩技术，已经在城市里开了一家盲人按摩院，学胡尔沁说书是在衣食无忧的条件下凭兴趣学习的。笔者就此作了个比喻，说书就像喝茶，应该在饭后饮茶，不应该在没有获得谋生本领的时候以茶当饭。那木吉勒也幽默地说，他就是喝减肥茶上瘾了，戒不掉了，现在瘦得家徒四壁了。 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能否建立对民间艺术传承人给予持久的生活资助的机制表示密切关注，说如果政府给了生活补助，他将不遗余力、倾其所学传授后人。但他对这次活动是否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形式运动也表示了怀疑和担忧。对于自己贫困的生存现状，他说，历来在说书艺人中间就有这样的传统说法，就是“愁事多多胡尔沁”。因为听众来自四面八方，有三教九流，其中就会有非常有福气的人，会把艺人的福气带走。所以，说书艺人大多都贫困潦倒。这种说法可以说是说书艺人在困境中自我支撑的精神安慰。 三、杨铁龙生存状况调查 （一）杨铁龙学艺与师承、昔日从艺情况 杨铁龙，1965年生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喇嘛沟路头大巴屯。1987年与妻子白秀英结婚，1991年作为入赘女婿落户到沙拉乡哈布气村，现在儿子杨阳是县蒙古族实验中学高一的学生，女儿白莹是小学一年级学生。杨铁龙先后在阜新市蒙语电台录制了《罗强》、《罗通扫北》、《罗清明征西》等书目。 他全家目前居住在岳父家的一间门房里。杨铁龙的父亲玛哈（1920～1994），是当地有名的胡尔沁说书艺人，所唱的代表书目为《罗通扫北》。杨铁龙自幼向其父亲学书，当时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杨铁龙说，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了解民间艺人的生存艰辛，所以坚决不让儿子从事该行业，父亲不想让子承父业的做法有着对现实因素的考虑。笔者在本次调查中走访了多个蒙古族村屯，从很多老人的口述材料中了解到了历代胡尔沁说书艺人都是贫困潦倒的，色勒贺扎布（也就是那木吉勒师承谱系上的第四代艺人）的家乡就是笔者家乡附近的良观营子村，据笔者父亲王铁龙介绍，该艺人一生贫穷，家庭经济状况一直不景气。从玛哈、色勒贺扎布等上一辈艺人的生存状况可以了解到“愁事多多胡尔沁”的说法有很深刻的现实根源。当笔者向杨铁龙提及此说法时，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许。杨铁龙学艺时，是趁父亲不在，偷偷摸摸地摆弄父亲的四胡。后来从9岁开始在收音机上收听内蒙古、呼盟、哲盟、锡盟电台的蒙古语说书节目自学。主要听到了布仁巴雅尔、特木热、海忠哲、李双喜、额日顿珠日和、海宝、西日布、宝音、白梭等著名艺人的说唱。他用录音机录下曲牌和唱词，自己反复琢磨。曲牌《龙虎斗》整整学了一年，学会了《龙虎斗》，学习其他曲牌就如鱼得水、轻松自如了。他的说唱特点近似内蒙古哲里木盟一带胡尔沁的说唱法，以唱为主，以叙为辅，文采浓郁，抒情性强。杨铁龙1985年从阜新县蒙古族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佛寺镇韩起祥组织的民间剧团，月工资30元，一年后被父亲强行领回了家。父亲斥责其不务正业，训斥的话语当中当然也有“学胡尔不如学偷儿”的当地俗语，杨铁龙至今记忆犹新。 杨铁龙现在的徒弟叫宫天柱，1978年生人，红帽子乡好四村人，粮农。因为杨铁龙是高中毕业生，又从事过民族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对胡尔沁说书这门艺术的存在和传承意义有着高度认识。他希望说书艺术后继有人，一直寻觅有潜力的接班人，宫天柱是他找到的。而民间艺人生存的艰辛状况使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继承父业，殷切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平时儿子杨阳想学胡尔时，杨铁龙都以各种理由婉言拒绝。这样一种复杂的行为反映了艺人贫困潦倒的生存现状与艺术追求杂糅在一起的矛盾心态。 1986年，县蒙古语办公室主任包恩可、县民委主任吴绍忠在佛寺镇开展扶贫工作时，打听到杨铁龙有胡尔沁说书的特长，经过测试临时抽调他到县蒙古语办公室工作。1987～1991年期间，杨铁龙从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在下乡工作期间开始了胡尔沁说书，当时是义务演出，演出报酬由县蒙古语办公室承担，工作之余可以进行个人演出，这对于杨铁龙提高说书水平是一个良好的契机。离开蒙古语办公室后，从1991年开始到2000年，他成了一名流动艺人。1993年至1995年期间，县蒙古语办公室主任包恩可组织蒙古语文艺小分队，每年农闲之余就下乡演出，一共走了17个乡，每年收入几千元。1996年以后演出市场每况愈下，这和蒙古语环境的变迁有很大关系，听众都集中在50岁以上的蒙古族人，而蒙古族的年轻人几乎听不懂说唱内容了。在演出过程中为了适应听众需求，得采用蒙汉互译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杨铁龙本人并不喜欢，所以他很少再下乡演出了。这期间，他曾到县里的蒙古贞宾馆说书打工，但收入微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