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民俗学对文艺理论的建设有何作用？ 这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文学的诗话和文论，里面可以继承的东西很多，其中有些是讲创作的，也有些是讲思想的，如讲人与人的关系，讲规范人的行为等。到了清末民初，以及“五四”以后，文学理论、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之类，又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强调文学的个性，在分类上也是照抄。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只重视诗与文，小说、戏曲都不算，受西方影响后，算是把小说和戏剧的地位都提高起来了，诗歌和散文也还是有一定的地位。后来的三十年，受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方法主要侧重在社会学，把文艺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对不对呢?对。文学虽然是个人的创作，但这个人是社会的人，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什么不对。近二十年来的情况又有些改变，现在又倾向于把文艺学作为一种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来研究。 我的想法是，作家虽然是社会的人，但人很复杂，有老年人、青年人、聪明人、笨人，各种各样的。就作家而言，像老舍、郭沫若，乃至鲁迅先生，都是“五四”以后的文学思想培育出来的，这些人的作品都一样吗?有共同的地方，也都有不同的地方。从前我有一位朋友，在香港达德书院中文系当老师，讲文学理论，讲创作，学生不满意，说他分析作品，每部都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篇篇如此。这是个笑话。为什么他讲来讲去，都是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呢?因为他主要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的，没有对作家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其实从鲁迅、郭沫若到老舍，他们的性格各有不同，创作方法区别很大，但都有反封建的倾向，如果都用社会学的方法一刀切，那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所有的作品都一样了，没有什么差别了。当时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至今还在让我思考。总之，作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里，当然有共同的东西；但是作为个人，他是个特殊的存在，他的作品，也是个特殊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具体的、个别的研究仍很重要。 文艺，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多方面的文化现象，而任何文化现象都不会只是一个层面。比如讲理性，人都有理性，但也有许多人的一些行为不是理性的，而是情感化的。人是多方面的存在，把他简单化，就不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学，可以、也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但同时也应该从民俗学、民族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角度来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把文学的内涵都挖掘出来，否则每个作品都是反帝反封建的，没有什么特点，也就谈不上研究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文学的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只用一种方法，就想解释文学的整体，一定会很不完整。 前两年，我在社会科学院的《文学评论》上写了一篇文章，提到可以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文艺学(注：详见钟敬文《文艺研究中的艺术欣赏与民俗学方法—— 1997年10月6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庆祝〈文学评论〉刊行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第25～27页。)。这不是因为我搞民俗学，就自卖自夸， 卖菜说菜好，的确是因为文艺学采用民俗的视角，有利于对作品进行人文的或文化现象的研究。人是民俗的动物，一个人出生后，走路、说话、叫妈妈，都是在民族风俗里面形成的。上个世纪的很多理论家把民族性作为研究作家文学的一种观点，在我看来，民族性就不能不包括民俗。现在我们看许多作家的创作，比如鲁迅和老舍等人的作品，都反映了大量的民俗现象。鲁迅是绍兴人，在他的笔下，那个有名的女仆祥林嫂的不少观念、不少行为细节，都是民俗的。也有不少北京人的民俗生活反映在老舍的作品里面。所以说，民俗学作为文艺学的一个角度，是研究者应该考虑的。 【标题注释】此文根据钟敬文先生2000年4月29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文艺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作者简介】钟敬文，190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2001年01期，86～8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