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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仅仅单纯从方法论引进的层面上分析历史学 变革与社会理论结合之得失关系，而忽略了各种阐释方式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之间处于怎样的纠葛状态，就无法真正洞识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轨迹和其需要选择的未来走向，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问：什么人？为什么在某一特殊的年代选取了这样一种设问历史的方式？ 一，二十世纪初叶社会史研究“问题意识”的累积 这篇文章并不打算全面评析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形成的所有诠释理路和即定命题，而是尝试把社会史放在一条“问题史”的相关脉络里，细究不同类别的社会史框架如何在不同时代的社会语境和思想状况支配下累积起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表述这种问题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特别关注不同时段问题累积所表现出的相悖性如何在一种现代性理念的控制下达成了一致的效果，以及尝试探讨我们应通过何种方法把这种效果离析出普遍性的定见以转化成“中国问题”的可能性。我个人以为，如果仅仅单纯从方法论引进的层面上分析历史学变革与社会理论结合之得失关系，而忽略了各种阐释方式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之间处于怎样的纠葛状态，就无法真正洞识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轨迹和其需要选择的未来走向，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问：什么人？为什么在某一特殊的年代选取了这样一种设问历史的方式？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史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框架和问题意识的形成与民族--国家建构形式的选择过程密不可分。中国现代史学之父梁启超把传统史学的病源首先诊断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而斥之为帝王家谱的总汇，由此造成一般人民无法合理地确定自己所处之空间位置，不但不知“家”以外还有“国”,更不知“国”以外还有世界。新史学研究的意义由此被定位在对普通懵懂无知的人民进行所谓“国家意识”的启蒙与塑造上，根据这一需要，梁启超首次提出史学作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的定义，他解释道：“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 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1） 在梁启超看来，普通人民之国民身份意识的确立是史学发生作用的第一步，也是新史学与传统史学认知出发点根本区别之所在，只有身份的清晰才能确保世界资格的产生。与之相应的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标举出的新史学大纲，其切入点恰恰在于寻找“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确切位置，这种位置感的确定需通过勘定文明起源，辨别民族身份，关照阶级制度与经济基件的构成形式，以及和世界文化的沟通状况等一系列由内到外的探究才能达致，（2）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年梁启超是以政治鼓动家的身份兼扮“新史学”的掌门角色，他所设计的种种“内部研究”的详细蓝图往往只是图解“民治”目标的过渡性诠说，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通过经验研究的手段去检验许多他所设想的“内部研究”的合理性，其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反而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中国如何认同于世界性的民族--国家标准的宏观历史考察上，因为以往的传统史学太过于关注中枢系统而成为“皇帝教科书”,而通过中枢理念构造而成的“夷夏之辨”的文化共同体系统，显然不足以建构起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关系框架，所以对于民族--国家意识的“边界建构”就成为国民身份确立的一个无法逾越的步骤，但这一“边界建构”的过程往往只是服务于国民身份和意识认同的一种中介手段，或者是进行现代民族--国家自我确认的政治命题的历史表现形式，而并不具备自足性的解释标准。也就是说，“边界建构”的设计与民族自主意识等历史观念的发生，一直是晚清以来以民族--国家建构为特征的政治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进行政治社会动员的另一种舆论表达方式，它根本无法从它自身所处的政治语境中剥离出来去反观评说其存在场域的历史渊源与特征，从而达到批判现代社会的效果。梁启超作为政治人与学术人角色的频繁互换，也昭示出二十世纪初叶的史学革新与社会运动诸多命题之间存在着不解之缘和复杂关系。 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过程与中国从古老的文化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相叠合，喻示着中国社会史研究从一起步就可能与各种社会运动面临的问题发生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甚至有可能是某种政治话语的直接表现或代言形式。与此同时，新史学不但要解决“后帝国时期”的“边界建构”的确认问题，而且还须解决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日益严重的局面下，如何面对民族--国家的“边界建构”被逐步消融的问题。后一问题实际上直接导致了本世纪三 十年代社会史解释模式的出现。 戴福士（Roger V.Des Forges）曾经把中国历史与外界的关系比拟为三个阶段即：“中国在中国”,“中国在亚洲”和“中国在世界”.“中国在中国”时期是自商代勃兴到汉代衰落，在这一草创时期，中国文化主要是自生自长于它固有的疆域之中。“中国在亚洲”时期起自汉衰，一直延伸到明末，此时，中国相当广泛地与亚洲国家往还相交，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南北朝时期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并遭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印度的宗教经过本土化过程，产生了禅宗这样的新形态。“中国在世界”时期是从明末至今，中国一直承受着更大的外来压力，特别是现代化西方的压力，欧洲的文化冲击波，从十七世纪的基督教，到十九世纪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谓连绵不绝。中国分别从西方、西方化了的日本和美苏分别引进了不同的思想模式以改造自身的文化。但戴福士仍然认为，中国的历史处于自身与西方都无法轻易改变的胶着状态，中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经历，与其说是一种“大过渡”（great transformation），毋宁说是一种以文化的延续和变化的继承模式进行的“大强化”（great intensification）。（3）戴福士的结论性意见似乎显得有些牵强，特别是他依据这三个时期，又细分出五个阶段--统一、英雄、动乱、集权和民众，这种对数螺旋，每绕一周，时间就更短，空间就更宽。如此描述显然有过于简化中国历史复杂性之嫌，然而戴福士的描述策略仍具有启发意义，他提示我们，中国人有可能随着中国在世界历史时空中位置一波一波的移动而不断调整着自己观察历史的视点，从而导致了历史编纂学视野的伸缩变化。比如当进入“中国在世界”这个阶段以后，中国历史学家就日渐淡化了自主本位意识，经常以西方历史发展框架为参照确立自身的道德评判标准，慢慢被融入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解释系统中，即使偶尔强调中国传统本位的重要，也已丧失了“中国在亚洲”的历史敏感性。这与日本学者有所不同，日本近代史家特别提倡在西方紧逼的历史氛围中发掘“亚洲价值” 的历史活力作为对抗的资源，当然这种发掘活动始终具有以日本为核心的地理扩张性质，与中 国史家处理观念与地理边界之关系的内敛方式明显有所区别。 关于现代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可以说基本符合沃勒斯坦所论及的“融入 ”（incorporation）和“边缘化”（peripheralization）这两个相关的过程，所谓融入是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进入体系的过程，而“边缘化”则指世界体系不断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并重新安排他们的空间位置。（4）但是资本主义体系向东方国家的渗透过程和强度实际上包涵着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两个前后相续的阶段，而资本主义在相当根本的意义上是经济秩序而非政治秩序，所以它才能介入原本无法实行政治支配的纵深区域之内。吉登斯曾经评论说，这种解释特别强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域化（regionalization），而且由此它还强调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空间特征。（5）具体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中国知识界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渗透的直接感受确实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也即是说，晚清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把原有的帝国形态转化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秩序所认可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因为所谓的现代国家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所有国家从其一开始就存在于国家体系（interstate system）之中。所谓国家的主权并不意味着完全自治，而是意味着合法性的相互制约。（6）因此，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创制过程必然影响到现代中国史家对以往中国文明和社会形成的基本估价，而对国与国之间政治秩序形成的敏锐关注正是构成中国知识界“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