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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沿、后沿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以前不懂，还以为说反了，后来慢慢自以为懂了，觉得他老人家说得真好。孔子所处的时代，肯定算是社会转型的突出代表了，可他一辈子说的很多话，大概都算不得什么前沿话题，没有多少社会贤达、政治精英跟进，所以他是时代的落伍者，惶惶如丧家之犬，也不奇怪。但是以学者论，几乎没有人不承认他的典范意义。我想这就是角色，社会活动家与学者，是不同的角色，一个人可以随时出入不同的角色之间，但是不同角色各有规则和操守，这一点，我以为是首先要心中有数的。 我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摸入学界以来，适逢政治、经济、学术无不处于转型之时，其转变速度日新月异，给人的印象是“转”远大于“型”，一个“型”（用于学术就叫“范式”）还刚刚被一些人拥戴，很快又被另外一些人倡导该“转”了，所以总有一种晃动不稳定感。后来读到陈寅恪据说是1929年送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的一首诗：“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很有感触，觉得逐渐心有些定了，可以不管八方风动地读自己想读的书，因为学问起于对天、地、人、我的好恶与迷茫，而终于迷茫地自以为解除，从此好恶由心不由人。说到底，学问只是自家事体，所以“古之学者为己”，所以“读书不肯为人忙”。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马斯洛（Abraham Maslow）所谓“需求层级”的五阶段理论，认为人类最高需求是自我实现，我想，选择求知，就是学者的自我实现。 所以，学问只在意撄乎我心的现象与疑惑，无关前沿后沿。所谓前沿话题，在我看来也不过是几个有影响的学者近阶段共同关心的话题而已，按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原则，你参与了前沿不表示你先进，你不参与也不表明你落后，只是声气的同异罢了。陈寅恪在当时肯定算是前沿了，恐怕更有点超前的意味，而孔子在当时却是明白的后沿，但是他们对学问的态度和实践毫无二致。所以，我们完全不必像追逐时尚生活那样去追逐前沿学术，只管安心做自己的事就好，否则个人也日新月异地转型，终究不像个道理。 人文学科的所谓学术前沿，我尤其不相信有什么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命题，不相信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学术不必听命于社会现实，不是所有新鲜的社会话题都必然成为学术对象，也不是以靠近社会现实的距离长短来衡量学术价值的高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也不是学问好就必然对社会建设具有更高明的谋略，孔子在滋养学问与改造社会之间的角色反差，就可以作为一个佐证，更何况学问或许高明的人，面对现实生活经常发出常识之下的言论，这种现象似乎也时有耳闻。学问与致用还有很长的距离，它们的关系有一点点像“房谋杜断”。录一段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一册自序里的话，我个人对此是无任膺服的：“当我初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做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绝是成功的根源。” 可资玩味的是，无论在古史、历史地理抑或民间文艺研究领域，顾颉刚在1949年之前，却一直处于学术前沿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