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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杨成志从法国学成归国，1936年始在中大重举“民俗学会”的大旗，复办《民俗季刊》，以所谓的西方人类学，主要是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重塑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他说：“我们真诚地相信，民俗学（与人类学）就像‘兄弟之爱一样，应出自家中’。”（杨成志，1936）这种表述并不是杨成志的稳定表述，因为在另外一些文章中，他又把民俗学当成是人类学的一部分。重温这一段历史，我们根本就分不清楚杨成志到底是想借助“民俗学”的品牌来兴建“人类学”呢，还是想借助国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挽救中国的“民俗学”。 1978年之后的20多年，钟敬文成了中国民俗学界的绝对领袖。在他对于民俗学的诸多表述中，有时说成“民俗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部门”（1978），有时说成“民俗学是一门不容忽视的社会科学（或者说人文科学）”（1983），有时又说“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1986）。可见，即使对于民俗学到底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钟敬文都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从以上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科取向并没有一个先验的范畴，它是一种人为的、模糊的规定性。谁主宰着民俗学的命运，谁就会把自己对于民俗学的理解推广为整个学科的研究取向。在学科初期，在钟敬文这样的强人时代，这种人为规定性是具有推广和实践可能的，但在今天这个提倡多元化、多样性的时代，再也不会出现像钟敬文那样具有绝对权威的学科领袖了，也没有人可以为整个学科划出什么条条框框，规定民俗学是什么而不是什么、只能研究什么而不能研究什么。 学科取向的多元性不仅投射在时间的坐标上，同样也投射在空间的坐标上。刘铁梁的团队和叶涛的团队倾向于乡土调查和村落研究；叶春生的团队倾向于区域民俗主要是岭南民俗的研究；康保成的团队倾向于戏曲民俗的研究；刘守华的团队倾向于民间故事的研究；朝戈金的团队倾向于史诗诗学与口头诗学的研究。学术取向的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 中国如此，西方国家更是如此。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各不相同，据户晓辉与德国民俗学家的访谈，我们知道在德国不同的大学和研究所也有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正如本迪克斯所说：“如果你去图宾根，就会发现，民俗学或经验文化研究隶属于社会科学系；在慕尼黑，它在文化学系；在法兰克福，它在很奇怪的一个文化什么什么系。每个学校都不一样。我们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学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科可以研究文学，做历史分析，也可以研究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说，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没有人告诉你说，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对此，卡舒巴解释为：“我们的研究所有不同的传统，这意味着我们如今生活在其中的以及我们的研究所从中成长起来的地区语境标志着研究所的取向。”（户晓辉，2006：97） 三、研究课题的选择视乎个人利益而定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叹息说，某某事象非常有意思，可惜没人研究，或者再不研究就会怎样怎样。那么，为什么有意义的事象却没有人研究呢？ 一个接受了民俗学专业训练的民俗学家，他不可能突然转向去搞数学研究，他只具有民间文化方面的研究专长，他自己明白应该如何扬长避短。但是，具体研究什么而不研究什么，并不按别人的意见而实施，只视乎他的个人兴趣和课题利益。 钟敬文曾经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多篇论文中为民俗学描绘了一些整体的蓝图，希望民俗学界“在今后的民俗学工作中尽可能加强计划性，加强合作和共同商讨”（钟敬文，2002）。但是，作为计划性的整体的民俗学，其各个部分在难度、利益等方面肯定不会是均衡的，个人的研究一旦纳入集体的框架，就必然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有人出风头有人坐冷板凳，那么，有谁会为了实现别人的理想蓝图，自己坐在冷板凳上啃骨头呢？我们不排除个别学者有这种精神，但我们的讨论必须首先忽略这种“小概率事件”。 人和动物一样，都有“趋利”和“趋易”的天性，总是试图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用最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利益。学者们在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时，所谓的“利益”，可以是经济的利益、名望的利益，也可以是陶冶自我身心的利益。所以说，人们只会选择有钱的课题、能让自己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课题、能够让成果得到顺利发表的课题、能够有助于职位晋升的课题、能给自己带来一定名望的课题，少数学者会选择那种纯粹带给自己身心愉悦的有趣课题。几乎没有学者会为了一个理想的“民俗学蓝图”而选择那些对个人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课题，哪怕这个蓝图是由钟敬文先生描绘的。比如说，“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样一个被认为“非常重要”的大课题，却始终没人真正愿意做，主要就是因为该课题耗时长、见效慢、枯燥无趣，而又没有经费和政策的支持。谁做这种课题谁自讨苦吃。 所以说，能引得一群鸭子跑过来跑过去的，永远不是那个头脑最清楚的鸭子，而是手里拎着一桶鸭食的心怀叵测的饲养员。 学术政策无疑会给当下的学术走向造成巨大影响。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一个博士生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导师的指派，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顺利地完成并通过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但是，当他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很快将要面临职称晋升的问题，于是，他必须努力去申报各种各样国家的或省、校级的课题，而且他必须在官方学术机构指定的“课题规划”中去选择他最有可能得到的课题，尽管这些课题可能既不是他的学术专长，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甚至只是一个伪命题。职称问题解决之后，还有更多的荣誉和桂冠，以及与荣誉和桂冠相应的其他利益等着他一次一次努力地去摘取。学者的生命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耗散在无穷无尽的各种利益的追逐之中。 当高丙中争取到中山大学设计的那个标的80万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课题的时候，并不表明这个题目本身是他的学术兴趣所在，也不表明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多少学术价值的课题，他看中的主要是“80万元”这个标数。一方面，把一个看起来像是民俗学的重大课题留在了民俗学界，我们会觉得高丙中为民俗学挽回了面子；另一方面，至少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高丙中将为这个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伪命题牺牲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得设法将之转化成一份对得起自己学术良心的有意义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