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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纯的思想渊源上说，我们似乎至少可以判定中国的《诗经》时代和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时代就已经有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雏形或思想萌芽了。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兴起，都是与古代的民歌采风和民俗游历不可同日而语的另一件事情。单从欧美历史来看，正如科基雅拉指出的那样，民俗学的兴起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地理大发现为先声，并且有众多的思想渊源。但我要补充的是，学术界把英国古物学家汤姆斯提出“Folk-lore”这个词的1846年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发端也是不准确的。如果要寻找具体的代表人物和事件作为标志，在汤姆斯之前并且启发他提出“Folk-lore”这个词的格林兄弟对德国民间故事和童话的收集整理，才称得上是欧洲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真正发端，因为他们的研究在整个欧洲产生了迅速而持久的启蒙和示范作用。但格林兄弟为什么要收集和研究民间故事和童话？他们为什么会产生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这里，至少可以借用美国学者布朗纳的一句话作为简单的回答：“当西方社会更多地意识到正在兴起的现代行为方式与四面楚歌的传统生活之间的差异时，民俗学家就出现了。”正因为要解释和证明“人类文化的进步”，为欧洲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提供借镜和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才应运而生。所以，从一开始，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尽管身处不同的国度，立足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对其研究对象范围的划定有大有小，得出的结论各有差异，但在出发点上却有惊人的一致：即向后看和向下看。我们只需选取一些代表人物的论述，这一点即可一目了然。 在欧洲的启蒙时代，下等阶层或愚民普遍受到鄙视。洛克认为，统治人类的三件伟大的事物是理性、情感和迷信，下等民众是情感和迷信的牺牲品，所以，他的教育计划仅限于绅士；卢梭在《爱弥尔》中说，穷人没有教育的需求；康德写道，民是由白痴组成的；伏尔泰认为，启蒙的努力必须限于能够从中获益的阶层之内，只靠手工劳动存活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时间和能力来教育自己，他们在成为哲学家之前已经被饿死了。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以赛亚·柏林所指出，分尥蝗怀鱿至硕栽始之物和（时间和空间的）遥远之物的兴趣。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人就对一切有关希腊人、罗马人和诺曼人的古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英国，“antiquities”（古俗）这个术语最早的用法是指英国过去历史的、物质的、可见的遗留物。但即使是在最早的表述中，这个概念也不限于过去的书面的和物质的记录，它也包括口头传统。英国古俗研究者约翰·奥布里（ohn Aubrey，1626～1697）拓展了“古俗”一词的含义，他把古俗与“自然史”和“超自然的”活动联系起来，并把活生生的民众看成传统的宝库。对古俗的兴趣直接和欧洲人的线性时间意识的兴起有关，同时也和欧洲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相伴而生。但是，“民”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这些出身于中下层阶级的古俗研究者的发明，他们对“民”的想像受到贵族的乡民观念的启发。古俗研究者致力于公开展示奇风异俗的历史时期，也是西方的“公众”（the public）观念出现之时。早在16世纪晚期和整个17世纪的欧洲，试图通过把土地册封为民族疆域而建立民族观念的是贵族而非农民，因此，大量的农业人口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土地。但是，农民被重新命名为“民”，在贵族政体中，农民们被怀旧似地描述为文雅的牧羊人或粗鲁的耕夫，他们的言语和歌谣被用来体现“本土的智慧”。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农民被认为是体现了大众的情感和行为，是常识的提供者，甚至是地方性和民族性格的携带人。那些被留在乡下的农业劳动者的地位是由他们所感到的与世界各地民族的差异来决定的。民和他们的俗对于那些试图扩大其土地的文化价值的人来说都变成了有用的东西。浪漫主义者不仅把民当作以旧的社会组织形式谋生的人，而且用他们充当了反权威的诗人的替身。“民”的含义如何从单纯、保守的农民进而包含了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无权阶层，如流浪者、流动工人和持不同政见者，这正是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史有待讲述的一个故事。对“民”的发明的最缺乏探讨的层面之一，就在于民族主义者是如何不断返回他们认为在文明到来之前就存在的社会构成的观念的。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正是出自这种回望的或反现代性的视角。也正是在这里，许多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挥之不去的浪漫主义感伤基调。 早在1815年，雅科布·格林就在一份创建民俗学会的传单上写道，民俗学会将遍及整个德国，其任务就是拯救和收集德国普通乡民的歌谣和传说。1865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SirEdward Burnet Tylor，1832～1917）在《人类早期历史研究》（Research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中大量使用了民俗和神话的材料，并对二者做了区分。他认为，民俗代表文明民族的当代迷信和育儿故事，神话以故事的形式保留了从原始到高度发达的所有民族对其超自然起源的解释。民俗只属于文化进步的最后的和最高阶段，而且体现了早期阶段的遗留物，神话则出现于所有文化阶段，但随着种族的发达程度而表现为从简单到复杂的不同等级。1871年，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文化遗留物”（Survival in Culture）的著名学说，并用书中的两章对此说加以阐述。泰勒认为，欧洲农民非理性的信仰和习俗尽管与受过教育阶层的启蒙观点多有不合，却保留了古代的、更低级文化及原始文化的碎片。因此，这些遗留物不仅阐明了民族以往的历史，而且证实了广泛的发展理论。虽然人类的主要进程是从野蛮经蒙昧上升到文明，但像巫术之类的蛮性的遗留仍然残存在文明民族中间，有时还会突然复活。可见，泰勒的“遗留物”就是被习惯势力带进新的社会阶段中的风俗、习惯、观念等。他甚至主张要洞察人类智力活动的普遍规律，只能在那些与现代文化无关的古董堆里而不是在那些引起激烈争论的敏感问题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