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其他内涵和外延周密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具有根深蒂固的模糊性，正是这种模糊性和意义的多元性，为不同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文化地理学是文化研究中比较重要的领域之一。因为“我们不能脱离文化所标出的空间、充满意义的地点，以及文化所创造景观来孤立地理解文化，当文化被认为是多样的、碎化的和斗争的事物时，情况尤其如此”。因此，麦克·布朗（Mike Crang）称：“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研究人们如何阐释和利用地理空间，即研究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研究这些空间和地点是怎样保留了产生于斯的文化。”特别是当人类学家面对当下人类文化多样性消失而惋惜时，借助于丰富的史料，研究人类历史文化地域多样性的历史文化地理学，就显得尤为重要。文化地理研究的“新”、“旧”之分 20世纪文化地理学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说是卡尔·索尔（Carl Ortwin Sauer）的“文化生态学派”亦称为“伯克利学派”（Berkeley School）或“文化生态学派”，以及后起的“新文化地理学”，索尔主张从长时段历史的视角研究文化区和文化景观的形式。这种方法深受人类学及美国新地理学野外调查传统的影响，索尔是一个田野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强调把民族志学的田野工作作为获得社会和文化新知识的最重要来源。索尔通过长期观察农村聚落，提出了自己对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之间关系的理解： 文化景观是某一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文化是驱动力，自然区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在某一特定文化的作用影响下，由于文化本身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文化景观所经历的发展变化则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许最终将达到其发展循环的终点，但随着某种不同外来文化的介入，便开始某一文化景观的更新，或进行某一新的文化附加在原有景观残余之上的演化过程。 在索尔看来，文化地理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在自然身上所打的印迹”。解读这些“印迹”则需要通过确定文化区的边界来完成。受文化生态学的影响，文化地理学形成了五大研究主题，即（1）文化现象的空间表征——文化区（culture region）；（2）文化的时间现象——文化扩散（cultural diffusion）；（3）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4）文化各特质之间的协调——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raction）；（5）文化现象综合体——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 后起的新文化地理学派，把研究的重点从文化景观转向了空间与权力、空间与表征（Representation）之间关系的探讨。他们认为，“通过文化地理学来理解文化，意味着研究者有可能对差异和竞争作最好的理论阐释，而这些差异和竞争正是构成文化在地形、边界、流动、位置和定位的空间隐喻等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新文化地理学中，权力是一种到处扩散的、不确定位置的力量，它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并且在多重的、调节斡旋的网络中以间接的、让人捉摸不定的方式被重构。这样，所有个体都处于既运用权力又受制于权力的地位，并相互联系，而不是索尔所说的那样，各个集团和平地占有单独的文化区域。因此，“我们无论是调查真实还是想象的空间、地点和景观，都是为了通过他们寻找意义和权力在不同的情景下相联结的不同方式”。 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并非如索尔所想，是通过我们的眼睛传递给我们的，通常所看到的风景、景象或一片土地，而是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 。因此，理解文化不只是简单地理解客观“现实”，一个可以在世界的“某处”被发现的“现实”，而是存在着多重现实，每一个群体都有他们可以声称是“真实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只有通过表征的形式才能得以利用，可以作为故事来讲述，可以作为油画来涂抹，可以作为电影来放映，也可以作为戏剧来表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得以表述的方式。所以说“景观是一种文化图像，是一种描绘、组织或代表环境的图形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景观是非物质的，而有多种不同的表现——画布上的作品、纸张上的文字以及地面上的土壤、岩石、水和植被，对景观的解释涉及文化观念与文化过程，“解读某一地理景观并不是发现某个典型的‘文化区’，而是研究和发现为什么地理景观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意义，以及他们的意义是怎样改变的，又是如何被争论的”。也就是说，景观是意识形态的表现。 在这种理念下，新文化地理学通过阶级、性别、种族的权力关系等来研究现代与历史、空间与景观、城市与农村、支配与抵抗、表征与现实等之间的意义差异，并坚信文化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核心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