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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启动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历经近20年，动员人力数以万计 1984年启动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搜集和编纂工作历经了近20年，动员人力数以万计。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讲述人在民间故事讲述活动中的特殊功能则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搜集工作要求搜集工作者要事先了解清楚采访地有哪些有才华的故事讲述家，迅速准确搜集线索和采访对象。要求搜集工作者要尊重被采访者，爱护被采访者，不能不顾他们的时间、情绪和体力条件无休止地一味进行采访。采录时要考虑表演者的年龄、性别、心境、忙闲、健康、爱好等诸种因素。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搜集工作要求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三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科学性是三性的核心，强调在讲述的同时当场记录，根据回忆来记录作品被认为不是搜集工作的科学方法。要求“讲什么、记什么，怎样讲就怎样记”“逐字逐句地记，全面地记”“遇到一次搜集一次，同样认真记录”。采录的每篇作品要记录讲述者和表演者的姓名、民族、年龄和出生年月、出生地及移居地、文化程度、职业，作品的记录地点、记录人姓名、记录日期等。对记录细目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对故事讲述情境的再现。这次的民间故事采录具体篇数至今没有详细统计，《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在后记中谈到，短短几年中，他们通过普查收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达73万件，其中故事16万余篇，编印的故事资料本就达104种。由此可见，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民间故事采录活动。 像“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这类大规模的民间故事采录工作和成果常被国人引以为自豪，但是，相对于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历史悠久、文化纷呈的中国来说，它仍不够全面、不够系统。很大程度上只是口头语言的载录和转换，并没有把故事当作生活的部分或者活着的传统来看待。此外，有些故事的语言表述分不清哪些是讲述人的，哪些是记录人的，哪些是整理人的。这些均给这次史无前例的民间故事采录活动带来了无以弥补的损失。 受到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影响，在台湾，一些热爱民间文学的人士也开始着手搜集、采录和编辑台湾民间文学的资料集，其中民间故事领域里要算陈庆浩、王秋桂于1993年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集》最为显眼。该故事全集达40册，以20世纪近70年海内外出版发表的民间故事为主要选取对象。此外，同时期出版的还有，由胡万川担任总编辑的《台中县民间文学集》(26册)，由金荣华主持采录并出版的《台东卑南族口传文学选》(1989年)、《台东大南村鲁凯族口传文学》(1995年)、《金门民间故事集》(1997年)等。 进入21世纪后，20世纪前半期的讲述人相继离世，年轻的讲述人离开故土 21世纪，现代传媒的快速发展严重冲击了中国民间故事讲述活动。20世纪前半期的讲述人相继离开人世，年轻的讲述人由于种种原因离开故土，乡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现代都市文化弥散开来，影响并占据着中青年人的生活，像民间故事一类的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启动了非遗保护工作。到2011年，全国上下已经建立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在迄今已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民间故事类项目达61项。对故事村落和民间故事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这一次的民间故事保护工作是在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选取各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故事村落、故事类型和故事传承人进行重点调查、采集、辑录和拍摄，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申报标准和保护措施开展活动，因此，此次对民间故事的采录，对于保存和记录故事产生和生存的空间环境方面更加深入、全面和系统。但是，将民间故事讲述活动上升到保护层面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研究还未能深入展开，将民间故事的讲述活动上升到研究层面的关注和重视仍显不足。 (本文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