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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6年，在《民俗学与通俗读物》一文中，民俗学家、民族学家杨堃博士曾这样介绍法国民俗学家汪继乃波氏民俗学的定义：“民俗学是一门综合的科学，是特别以乡下人与乡村生活以及工业与都市环境内所遗留的乡村生活之遗迹为对象的”（杨堃，1936：7）。同年，杨成志在其文章中也提到民俗学的这个定义，并指明该定义说明了民俗学的“目的不仅限于历史，却在其直接的研究”之内涵（1936：2）。 实际上，早在1932年5月到1933年3月，刚从法国归国不久的杨堃就在《鞭策周刊》一卷十三期，二卷十五、十六、十九、二十一各期翻译介绍了汪继乃波的专著《民俗学》（Le Folklore，1924），并译介了该书的沿革、领域、方法、分类等章节。同年，在编译的《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中，江绍原（1932）也提到汪继乃波的这本著作。随后，娄子匡（1933）引用汪继乃波关于民俗的分类来进行自己的理论建设。这样，由于在中国民俗学建设初期，杨堃、杨成志、江绍原、娄子匡这些著名学者对汪继乃波著述的译介以及对其观点的征引，汪继乃波这个名字也就长期出现在中国民俗学理论和民俗学史的不少重要著述中（如李荣贞，1940：1；张紫晨，1985：333；高丙中，1994：66-68；阎云翔，1998：431；赵世瑜，1998、1999：167-168、177）。 汪继乃波即阿诺德·范·根纳普（Arnold Kurr-Van Gennep）。 在早年的译介中，杨堃（1932：9）就已经提到了根纳普的《通过仪礼》（Les Rites de Passage，1909）这本书，只不过他当时将其翻译为“过路仪式”。1995年，陈观胜将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文章《模棱两可：通过仪礼的阈限时期》（Betwixt and Between: The Liminal Period in Rites de Passage）译介到中国。由于该文文首有对范·根纳普“通过礼仪”的简要介绍，中国民俗学者也就开始在人生仪礼研究中频频征引范·根纳普的分离、过渡、融入的仪礼分析模式。[①]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简略的二手征引也使得范·根纳普复杂的通过仪礼理论被民俗学者简化为分离、过渡和融入三个词。 以上简要的梳理说明，作为一个重要的民俗学家，范·根纳普的理论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生、发展。与这一事实相矛盾的是，中国民俗学界对范·根纳普其人及理论了解并不多，尤其是对于他的通过仪礼理论。 二 1873年4月23日，根纳普生于沃特姆伯格的路德威斯伯格（Ludwisburg），这里曾经是德国的一个独立州。他的父亲是法国移民的后代，法院官员，母亲则出生于一个荷兰家庭。但是，根纳普的父母并未缔结婚约。根纳普随姓于母亲。六岁时，根纳普就与母亲一道移居法国里昂，并在法国接受教育。他先在巴黎的圣巴伯（Sainte-Barbe）中学寄宿，后在尼斯的一所中学就读，随后又在尚贝里高中攻读哲学班，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转学到格林诺贝尔（Grenoble）高中。期间，他利用休息时间和假期研究古代货币，同时对萨瓦地区的史前史，特别是湖泊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些努力与涉猎，使他在目录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增进了后来他在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造诣。 高中毕业后，根纳普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阿拉伯语，并在高等实践研究学院的哲学和历史科学系学习普通语言学和埃及研究。另外，他也学习宗教系的课程。1894年至1897年，他发表了几篇关于钱币学的文章。但是很快，社会问题成为他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财产标志”（les marques de propriété）这项研究和反思性的论题将他从钱币学带到了人类学，并促使他重新思考关于禁忌、字体、字母和语言等方面的理论。 1897年，他在波兰的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中学教授法语。在那儿的四年期间，他学习了俄语，波兰语和其他斯拉夫语言。1901年，根纳普回到巴黎。掌握多种语言的他成为法国农业部农业教育科的首席翻译官。[②] 。同时，他也对爱弥儿·涂尔干（Emile Durkheim）、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等法国社会学者和英国人类学家激动不已的问题感兴趣，如图腾崇拜、禁忌、宗教的原始形式以及仪式和神话之间的关系等。他尽力考察了有关马达加斯加岛的记录材料，并对上述问题进行全新的讨论。在根纳普看来，禁忌作为一种社会习俗，不仅是宗教的，更是借助习惯保存下来的对义务观念的表达。这一认知成为现代禁忌理论的萌芽。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马达加斯加岛的禁忌和图腾崇拜》（Tabou et totémisme à Madagascar）与《澳大利亚的神话和传说》（Mythes et légendes d'Australie）两本书之中。 从1908年开始，根纳普就基本开始了自由学者的生涯。他巡回演讲，翻译作品，校对年表，也参与各种杂志的编纂工作。在1908年，他独自创办了《民族学与社会研究杂志》。1910年，该杂志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杂志》，并成为巴黎国际民族学院的机关报。1912到1915年，根纳普先在瑞士的纳沙泰尔（Neuch?tel）大学任教，后来又参与纳沙泰尔博物馆的改建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曾在报纸上撰文批评瑞士的亲德派，根纳普被瑞士政府驱逐，在法国外交部长的帮助下，根纳普回到庞加莱（Poincaré），并在那儿一直居住到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纳普还与人组织了法国民族学会。[③]他也将蔼理斯（Havetock Ellis）的《性心理学》和韦斯特马克（Westermark）的《人类婚姻史》翻译为法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