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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体育人类学是站在体育领域研究人类全面持续发展的一门学科。它揭示和分析人类体质和文化中与体育相关的因素，从人类起源以来的漫长历程中揭示体育萌生和成型的内在动因，研究其发展态势及理论表现形式，在各种体育过程与多种文化模式中寻找规律，丰富体育学和人类学的内容。用人类学的参与性观察和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有利于弥补研究视野的狭窄。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人类体质；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4）03－0289－05 1 体育人类学的兴起 体育萌芽之初，并没有建立各种理论和学说；发展至今，已经有洋洋数十门各种学科入驻体育领域，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阐释体育的方方面面。然而，欲从宏观上把握飞速成长的体育，在纵向和横向的立体交织中审视其内在脉络，人们不断地在选择新的宏观途径，把视线投向了体育人类学。 19世纪后半叶，文化人类学将原始的身体游戏作为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当然，那并不是为了理解体育是什么，而把传统竞技活动看成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探索其来龙去脉。 在古典进化论统治人类学的时代，伴随着达尔文和赫胥黎等人的生物进化论的巨大影响，不少早期的人类学者对竞技游戏在各民族的原始文化中表现出的耀眼色彩，表示出较大关注。其中对后来的体育人类学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当首推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元老泰勒（公元1823～1917年）。他提出了文化“残存”（Survival）这一概念，即在文化演变后，总会存在一些过去时代的东西，作为前一个时代的遗留物，仍然具有原来的意义和机能。以后的许多人类学者受到泰勒这一观点的启发和影响，认为在未开化的社会中，有些一般被认为是游戏性的东西，原来是非游戏的、作为经济活动和宗教活动而进行的，尤其是某些礼仪形式中所进行的类似游戏性的运动形式。 面对“残存”起源说和后来德国的格鲁斯等人的游戏说，荷兰文化史学家豪伊津格1944年在其《人类文化与游戏》一书中认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某些竞技和游戏形式，在未开化社会中，是作为一种礼仪和劳动形态存在着的。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在进化过程中，那些礼仪活动中的竞技和游戏，逐渐失去其原有属性，演化成纯粹的竞技活动形式。［1］ 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等人在《文化中的竞技游戏》（1959年）一文中应用统计方法，把作为一种特定种类的竞技游戏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之关系进行了调查。这种定量分析某种文化现象的方法超越某一种文化界限，属于跨文化的分析。［2］ 对原始体育的人类学研究，是以参与性观察为出发点的，主要通过人类学特有的“田野工作”方式即实地调查来完成。像莫尼的《北美印第安人切洛基族的球技》，就是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3］马林诺斯基及拉德克利夫·布朗在进行了实地调查后，由文化构造的功能论方面从事的古代竞技研究，以及弗思所著《大洋洲的掷标枪比赛》等，亦属较早利用这种方法的研究。［4］针对一个民族纵向的竞技和体育史性质的专著也出现了如《美洲印地安人的竞技遗产》等。［5］ 从传统体育游戏活动的角度出发，利用实际的调查研究，可以折射出某些民族的独特观念及其变化。如中国最早的竞渡几乎均为祭水神，后来在汉族中演变为纪念文人屈原，而苗族却保持了原始的祭奠恶龙的古老仪轨；即便在今天龙舟已成为全国性的比赛项目，傣族、白族的龙舟比赛仍然遗留着传统风味。从闻一多先生开始，对龙舟已经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却几乎都没有站在体育的立场。这说明当时体育意识的淡薄。 传统体育实际上是一种萌芽，处于与其他社会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混沌状态，很难从节日集会、休闲娱乐、军事演练、宗教仪式中剥离出来，因此也暂时不能考虑从人类学中分支出一门专门学科来研究这些忽隐忽现的模糊现象。一旦模糊变得清晰，体育脱颖而出自立门户，成为一种专门的人类实践领域，应用人类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