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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社科领域中，人类学是最富反思性的学科。而在人类学家中，保罗•拉比诺又是相当另类的。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度影响经验研究方法的学术氛围下，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催生了对于人类学加以反思的强烈意识，人类学得以对自我的学科根基，即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以来确立的写实主义的科学民族志范式，以及田野调查进行反思。在这一思潮中，保罗•拉比诺及其名著《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1]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原有的学术根基动摇之后，人类学如何寻找新的进路，这恐怕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笔者以拉比诺在人类学领域的实践为线索，探讨反思对人类学学科的影响及反思之后的进路。 保罗•拉比诺1944年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犹太人家庭，祖上是19世纪末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孩提时代由于美国南方恶劣的政治环境(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其随母亲前往纽约生活。这座国际性大都市造就了拉比诺世界主义的价值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100%无宗教信仰、100%犹太人，与过去决裂，扎根纽约”(2008年接受采访)。拉比诺的父母都是精神分析导向的社会工作者，但他对此却毫无兴趣，甚至认为这种内向性的深度分析是极度虚伪的(hypocritical)。拉比诺成为人类学家，并在实践中从多角度寻找人类学家的认同，这和他与主流美国社会的疏离(alienated)，以及多元化的生活背景是分不开的。[2](23)拉比诺1961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期间聆听了汉娜•阿伦特、雷蒙•阿隆、汉斯•摩根索等人的讲座，韦伯(Max Weber)以来的反实证社会学传统在他的知识体系中埋下了种子。1970年他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格尔茨、施耐德等多位人类学名家，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等思想巨擘一同构建了20世纪最具冲击力的思想之源，这是英美式的学院生活无法比拟的。法国时期的经历对拉比诺人类学视角的形成至关重要，其关注点由现代转向后现代，为随后与福柯哲学思想结缘，并成为欧美学术交流助推者奠定了基础。 拉比诺对人类学的关注点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早年师从格尔茨研究解释人类学，并与当时人类学的后现代潮流相结合，对人类学及田野工作进行反思;其次是阐释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并借助福柯思想，从人类学的视角做生物科技相关的实验室研究[3];再者是近年来关注的人类学学科建设问题，试图设计一种与时代潮流相结合的“当下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一、从摩洛哥到实验室：田野与反思 西方人类学20世纪初由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确立了科学民族志范式，强调田野调查的实证性、科学性以及民族志作者呈现描述对象时的权威。二战以后，传统的科学主义受到挑战，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从认识论上动摇了人类学固有的学术根基，一场普遍而深刻的反思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对人类学的认识从单纯的学术活动，变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的动因和后果的社会实践。人类学家也对此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力图摆脱笼罩在学科之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阴影。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可以看做是这场反思的重要推动力。拉比诺在这本书中尝试了一种新的民族志方法，将自己的田野工作本身作为民族志描述对象，坦诚地展示了自身作为人类学家的活动细节，力图挖掘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隐含的社会及权力关系。作为格尔茨的关门弟子，拉比诺首先肯定了解释学的方法，参照利科(Paul Ricoeur)，他把解释学(hermeneutics)界定为“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4](25)。但他同时强调，“尽管本书中某些段落中带有明显的心理学的色彩，但绝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这里讨论的自我完全是公共的，它既不是笛卡尔主义者的纯粹大脑的思考，也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深层心理的自我，毋宁说它是通过文化中介、具有历史定位的自我，它在持续变化的意义世界里发现它自身”。[4](25)拉比诺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在田野调查中着重描述运动性。他认为，每一个文化角色是在其之后而不是其之前的运动中发现自己的意义，以此来强调田野调查过程中调查一方与被调查一方的互动关系。这一论点挑战了科学民族志的写作模式。一直以来，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要么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对获取的知识的客观性毫不怀疑，要么把自己隐藏起来，对获取知识的途径绝口不提。事实上，人类学家只有处理好“他性”(otherness)的问题，才能真正地做到相对的开放与客观，才能与来自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报道人建立友谊。布迪厄为《反思》一书撰写了跋，并强调了其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即与关于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决裂，与对‘天真的’(naive)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义’(dogma of immaculate conception)的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不考虑科学家，而把求知主体降到登记工具所依赖的思想决裂。它还包括另外一个从心理学来说无疑是最困难的决裂，即与克利福德•格尔茨所展现的‘精致化的实证主义’标志决裂，与格尔茨的写作风格所展现的全部诱惑决裂。”[4](155) 拉比诺在摩洛哥的田野工作是格尔茨阿拉伯文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他们性格及学术旨趣的差异，拉比诺并没有从格尔茨那里得到太多的帮助。在《反思》一书成稿时，格尔茨甚至劝他不要出版，以免毁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拉比诺承认摩洛哥田野工作的困难性，并不否认自己其实并没有深入其中(engaged)。《反思》仅在其完成博士论文后用短短一个月时间写就。拉比诺写作的初衷部分是受《忧郁的热带》启发，该书将他带进了人类学的世界，并使他对“知觉”(perception)概念及人类学家获取知识的方式有所思考;再者是他对田野工作中遇到的麻烦、困惑及孤独感深有感触;另外，该书是他对长久以来从事学术工作萦绕在心头几个问题的思索：人类学知识究竟是何种知识?人类学家试图学习和理解的是什么?人类学学科发展未来将会进入什么维度?这些问题将成为拉比诺终生所探寻的。 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的诞生是人类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学科反思达到顶峰的结果，拉比诺也参与其讨论之中。这场关于“民族志诗学与政治学”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人类学“非地方化”(deparochialized)。[5]这场讨论事实上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多种欧洲思潮，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理论在美国传播激荡的结果。更激进的思想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在耶鲁、约翰•霍普金斯等知名高校流传开来，对传统的人文社科产生冲击，这也是美国社会女性主义、同性恋运动等社会风潮在学术圈的反应。尽管如此，人类学在之后的十几年中始终未能加入其中。马歇尔•萨林斯、克利福德•格尔茨等人都与这一论战保持距离，甚至一些以左翼标榜的人类学家如Laura Nader、Gerald Berreman、Eleanor Leacock以及Sherry Ortner等都对其提出批评，人类学的主流领域更倾向于保留实证主义的科学和历史观点。拉比诺与詹姆斯•克利福德的交流为他加入到写文化的争论中创造了契机。两人于巴黎结识，拥有对从福柯到德里达的法国思想的共同兴趣，并在加州伯克利合作办研讨会，席间曾邀请海德•怀特、赛义德等以批判理论见长的学者。关于写文化的讨论对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根基造成冲击，这使其得到许多负面评价。尽管如此，它还是为人类学开辟了新的领域。反思性成为衡量民族志写作的重要标准，民族志作者在文本生产中的角色被更多地思考，这催生了多声部的对话模式和多样化的写作方式。民族志视角多元化的同时也强化了学科的自我意识。同时，传统人类学对社会结构、亲属关系等领域的关注也逐渐被认同研究(identity study)、公共文化方案(public culture project)以及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所取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