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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待于不断加深对于学科对象的分析；还有待于该学科自觉的学术反思，有待于其学术史的建立。相对于神话研究而言，中国神话学对于自身的学术反思是很薄弱的。因此，各种论著中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例如所谓的“原始思维”问题、“图腾问题”、“中国体系神话”问题等等。限于篇幅，我只谈谈学界应该如何评价中国神话的历史地位。 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非宗教理性精神以及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使得神话一直不能取得应有地位，所以也无法产生科学的神话学。我也曾经接受这种判断。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可能存在问题。因为人们通常以西方文化中神话的地位作参照，假设任何民族的神话都应该具有这种地位，否则就是没有得到“应有地位”，这种判断是先验的，根据不足。 神话不过是人类众多文化现象之一，是人们出于对于超自然现象的关注而产生的神圣故事。虽然各个民族都创造过很多神话作品，但是，由于各民族总体文化体系的不同（有些文化强调超自然，有些文化强调现实），它们各自的神话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是存在差别的，所以各民族神话在其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自然也不相同。我们评价神话的历史地位应该从具体文化体系的实际出发，客观考察其实际影响，并据此判断其真实的历史地位。不能仅仅凭据古希腊传统形成的观念来加以判断。 西方文化的两大传统（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神话一直占有崇高的文化地位，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经典。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方文化传统把超自然的神灵视为价值本源。神话作为古希腊和基督教对其神灵超自然性的叙述，于是就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从而深深影响到他们的宗教信仰、政治运作、艺术创作，以及体育竞技等领域。马克思说希腊神话是古代艺术创作永不枯竭的宝库。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的确如此。但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崇拜远古帝王，而最神圣的天是一个抽象概念，无法形成大规模的超自然叙事。在中国古代这种忽略超自然、强调现实的文化体系中，描写超自然的神话当然不可能处于主流地位，而只能是间歇性的，边缘性的和地方性的。中国神话不是文化主角，与西方文化体系中神话所扮演的那种核心角色不可同日而语。在文学领域，中国古代神话往往出现在非主流的典籍中，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除了屈原之外，古代诗歌中神话并没有决定性影响。古代戏剧中更少见到神话的影子。古代志怪小说是神话影响最大的领域，可是它在全部小说中只占一小部分。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神权政治，巫师以及后来的和尚、道士都没有获得决定性权力，所以神话对于政治、对于民众生活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对于神话评价不高，其实正是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神话的实际社会影响。被今人目为“神话宝库”的《山海经》自汉代至清代中叶，其中超自然的叙述一直属于“怪力乱神”，地位低下，至多可以作为博学君子泛泛浏览的对象。所以，如果以古代文化历史的实际出发，无论如何是不能给它过高的地位的。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学者异口同声地责备古人呢？这是因为20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影响下迅速转型，神话于是备受重视。叶舒宪认为：神话学与民俗学（民间文学）引导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最终走向与世界接轨的道路（叶舒宪，1998）。陈建宪认为：中国神话学的价值取向体现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还乡”（陈建宪，1998）。两位学者所言实际反映了中国神话学研究是借助于重视超自然的西方文化的模式重新塑造我们的文化传统。《山海经》从清人眼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家言”一跃而为今人心目中的“神话之渊府”，高居文学源头的宝座。这充分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传统的决裂。从建设新文化的立场看，今人重视神话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以今天神话的地位去要求古代神话的地位，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那就很不妥当了。那会使我们割裂古代文化体系，扭曲历史真相。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文中涉及的图表、公式、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