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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使用的“民间文学”，是与“作家文学”相对的一个概念，指不与任何个人或人群发生“著作权”关系的文学作品。 现代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肇始于1918年的歌谣运动，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运动过后的学术建设，在1949年之前却难言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文学研究资料的严重缺乏。早期的研究经典之作如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等，都一再感叹资料的不周备。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例，现存的文献资料对于真实的（假如真的有这样一种“真实”的话）历史演变过程来说可能只是挂一漏万，但是当你将这些“残剩”的资料搜罗殆尽之后，所编织出来的“历史的系统”就具有了学术的尊严，因为它即使与真实的历史演变相去甚远，却终究是尽学者之所能了。然而当你要处理“地域的系统”的时候，问题就全然不同了，你很快就知道当今流传的资料——包括见诸文字的和流传于口头的——远非个人能力所及。它不可能像历史资料那样为你提供一个相对自足的封闭系统，因而也就难以构成真正的学术“系统”。这里就突显了学术研究范式转换的问题：传统意义上被尊崇的学术研究，是以文字为根本的，尤其经过乾嘉诸老的渲染，从搜集图书开始，历经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考订、传注、疏通乃至于义理，是一条学术的正途。所以同样是新兴的俗文学研究，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较大成就，因为它只要改变对俗文学的价值判断就可以了，其研究途径与传统的文史研究并无二致，如今小说、戏曲研究已成显学，即为明证。但是民间文学则全然不同，它是要以口头为起点的，并且以口头性为其本质属性，这方面可资借用的传统资源很少。有些有识之士曾呼吁建立民间文学的资料总藏，比如1937年胡适在《歌谣》周刊第3卷第1期上就发表《全国歌谣调查的建议》，但那只是美好的理想而已，没有强大的人力、物力做后盾，急切难以为功。这就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转变，早期歌谣运动的学者基本不具备这样的训练。大约要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一批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留学人士的回归，民间文学研究才呈现了一些新鲜气象，其中以西南民族调查引发的神话学研究最为典型。 不过，这样的学术转型并没有带来民间文学学科的兴盛，因为这些研究都不以民间文学本身为指归，而是拿民间文学作资料，进行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民间文学的整体面貌反而因此弱化了。这里就牵涉到了学科问题。作为新兴学科，民间文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可资引援的学术传统，反而与一般学者的正规训练颇有隔阂，那么它要兴盛，只有靠西方学术的强力引荐。但是在西方也没有民间文学的专门学科，它主要与民俗学的学科名义比较接近。民俗学本身在欧美各国的学科定位就差异很大，偏偏对中国早期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的人类学派民俗学，这一学派关心的是民俗的社会功能，即使研究民间口头创作也只对其中的古代文化遗留物感兴趣。更要紧的是，民俗学本身在欧美国家的学科地位就很成问题，除了在芬兰、挪威、瑞典等北欧诸国因为特殊的原因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在学术界处境尊荣外，在其他文化强势国家都很少能进入正规的学术教育体制。因此，民间文学在1949年之前也就始终没能进入正规的学术与教育体制之中，这就严重影响了这一学术领域的深入发展。所谓多学科的介入，换一句话也可以说该学科研究基本处于半专业甚至是纯业余的性质。民间文学的这种宿命，要到延安政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才出现根本的改观，不过那又带来别样的问题，其中原委过程另成话题，非本文所及！ 王孝廉：古史的破坏与神话的还原 回顾历史是颇有意味的。民国十年（1921）到三十年（1941）的20年之间，在中国的学术界是以古史研究为其核心的。当时的学者纷纷提出了他们对中国古史的怀疑和批判，由此开始了一场为期很长的古史争辩，这些辩论古史的文字，就是后来被集为7册的《古史辨》。 由于学者对中国古史的争论和研究，而引出了另一个和古史关系很密切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研究。在中国很长的历史和传统里，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是被融合在历史之中而被认为是历史的一部分，神话和历史相融合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史的真实性发生了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把神话当作真实的历史，使得神话成了历史的一环，失去了它作为神话而存在的独立性。于是在这种融合下，使得后来的人在研究中国古史和神话传说方面，产生了双重的困难。 无可否认，近代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兴起的原因，是受了当时研究古史风潮的影响；影响当时研究古史的种种因素，也正是影响古代神话研究兴起的远因。“古史辨”的学者们为了求得古史的真实性而把已经融在历史之中长达数千年的神话传说从历史中分离出来，他们所做的这种分离工作，就古史来说，是古史的破坏；就神话来说，是神话的还原。所以“古史辨”的古史研究，实是促成中国神话研究兴起的近因。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念的产生，实在是继承唐以来疑古学风而进一步的产物，由清代中期的崔述到后期的康有为，再到民国时代的顾颉刚和“古史辨”的诸学者，都是疑古学风的延续和发展，直接形成了古史辨的古史研究，也间接地使神话从古史中被提出来而回归到神话的地位里去。 初期的“古史辨”诸学者的研究工作多半是把重点放在古史的破坏方面，直到《古史辨》第七册杨宽的出现，才正式地为这些从古史中驱逐出来的古代帝王做了安置和还原的工作。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提出，推翻尧、舜、禹古史的同时，主张古史是神话所构成的，对禹的神性和“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传说人物”的论断，为古史神话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演变说）的参照，是对中国神话学的“一大贡献”。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虽是为破坏古史而做的工作，但他用的方法却是神话学的研究方法，他把中国古史中的许多神话传说的人物和事迹，还原于古代东西二系的民族神话之中，并且研究了这些神话传说的演变分化过程，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系统纲要。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兴起的原因和背景，约略地说，有五个： 一是受了鸦片战争以来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的影响，在现实和传统的冲突中刺激了知识分子对于古史观念产生了再思考和再批判的动机。 二是受清代中叶到民初的疑经学风的影响，在这种不信任古史和经典的疑经风气传承下，产生了“古史辨”的古史研究，由此而导致了当时和以后的神话传说研究。 三是受了西洋科学治学方法和新史观输入的影响，由此使当时的学者知道了神话学研究上的各种学说与研究方法。 四是受了当时考古学的影响，出土的遗物和甲骨金文等使得古书典籍中的神话记载得到了真实的物证。 五是受“古史辨”的影响，由“古史辨”对古史所做的推翻和破坏的工作而产生了神话传说的还原。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