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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Wildhaber, “Folk Atlas Mapping," in Richard M Dorson ed., Folklore and Folkliefe: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e, 1972, pp. 479-496. 翻译：姚丽梅、陆玉儒、叶瑜、董颖杰、李会林、张筠、禤颖、兰慧君、王欣 校对：王霄冰 [按] 本文由中山大学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10级硕士生集体翻译，属练习之作，虽经校对，但难免还存在错误。欢迎各位方家批评指正！另：此非正式出版物，仅供内部参考和交流之用。 引言：历史与目的 我所叙述的关于民俗地图的大部分内容，似乎只适用于欧洲国家和他们的民俗文化，也许还包括北美洲的部分地区。民俗学——或者更广泛意义地说，民间生活研究——其本质在某种程度上仍属历史-语言诸学科。它与欧洲各国（日耳曼、英语、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语言文学的历史和地理，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直到最近几年，民俗学才开始作为独立的“系”出现在部分大学里。以往作为历史语文学的一个分支，民俗学运用以语文学和历史学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只要问题能够在狭义的民俗学范畴中得到解决，这也是可供选择、而且不错的研究途径之一。举个例子，对于童话来说，了解它的主题、来源、历史背景、在不同的地区的发展和变异，以及在不同文化和区域中的适应性，都是十分有趣的。但事实上，关于这个故事在某个村子流传而在相邻的村子却没有的问题，对于研究童话本身来说却并不是很重要。 历史价值和在一些案例中的民众心理是研究童话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在解决纯粹的民俗学问题时，这种方法已经开始被接受，并被卡尔﹒科隆 （Kaarle Krohn） 在1926年那篇著名的论文《民俗研究工作法》（Die folkloristische Arbeitsmethode）中被强调。同时，通过这方面的努力，他还创建了通常所说的“芬兰学派”。在法国，让﹒布吕纳 （Jean Brunhes） 的著作《人文地理学：客观分类的尝试、原则和案例》（La geographie humaine; essai de classification positive; principes et exemples，Paris 1912） 成为了发展的推动力。而德方坦（P. Deffontaines）则在他的著作《法国人文地理》（Geographie humaine de la France，1920）中，将此方法运用到了实践中。同年，西班牙语言学家梅恁德斯﹒德萨尔（R. Menendez Pidal）发表论文《关于地理民俗学：一种方法的尝试》（Sobre geografia folklorica. Ensayo de un metodo）。在这篇论文中，他试验了民俗地图的理论，结果清晰而令人信服地呈现了两个西班牙童话的发展过程。梅恁德斯-德萨尔给出了区域性变体的分布格局，同时考虑到文学主题和文体的特殊性，并由此指出古代的和新发展的区域，辐射的中心以及扩散的线索。可见，在为了理解民间文化的生物性法则的需求下，语文学的视角不得不为之让道。 民俗和民间文化不再仅仅是语文学的源泉，而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能够回答其他学科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德国，由赫尔曼﹒奥宾（Hermann Aubin）、西奥多﹒弗林斯（Theodor Frings）和约瑟夫﹒穆勒（Josef Muller）所写的《莱茵河地区的文化思潮和文化区域：历史、语言和民俗》（Kulturstromungen und Kulturprovinzen in den Rheinlanden: Geschichte, Sprache, Volkskunde），是呈现这个新趋势的主要作品之一。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已经指出，莱茵河流域的文化走向和文化区域受到了历史、语言和民间生活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弗里茨-克鲁格（Fritz Krueger）的《法国传统文化地理》（Geographie des traditions populaires en France）（1950） 也属同一类型。而在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地理系的埃斯廷﹒埃文斯（Estyn E. Evans）教授对民俗元素的地图绘制，对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当我们读到安娜﹒伯吉特﹒露丝（Anna Birgitta Rooth）的《欧亚地区的传统》（Tradition Areas in Eurasia）这篇论文的标题时，就会联想到利翁戈曼（Waldemar Liungman）那本有名的关于“传统的漫步”的著作。在该书中，他论述了民间文化现象是如何沿着传统的地理路线得以传播的。另外，哲乃普（Arnold van Gennep）在他的杰作《法国当代民俗学手册》（Manuel de folklore francais contemporain）中也采用了同样的观点。 在以上所提到的所有的题目中，我们看到了地理学思考的这一新的趋势。尽管在用到地图时，它们似乎还只是偶尔地被利用——你可以说是偶然的而不是系统地——或以自在的方式，或是为了追求一个复杂的终结。在某种意义上，曼哈特（Mannhardt）可谓是这种方法的先驱者，当他在进行他的《森林与田野崇拜》（Wald-und Feldkulte）的写作时，他意识到了只要通过对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特殊答案做问卷调查便可使某些问题得到解决。因此，他于1865年向德国、奥地利、瑞士、匈牙利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的2000多名联络员发送去了调查问卷。这些问卷包括大约30个涉及到农业耕作习俗及其尤其是在收获季节时期的风俗习惯的问题。但是这些被送出去的问卷调查却只有2%带着答案被收回来。曼哈特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并决定亲自出行从而获得到他想要的信息。实质上，在这儿我们已经勾画出了两种不同的绘制地图的系统，即：通过联络员或者通过研究者本人的实地调查。曼哈特从未打算自己来绘制地图，但是他使用这种新方法可以越来越多的收集到有关他脑中想到的主题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一系统当然是武断而有问题的，因为在寻找获得信息的合适的地点、人物时有太多的偶然性。 体系化的地图绘制实际上始于语言学的言语地图。由于目的不尽相同，他们不能被看成是民众生活的地图集，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将“词语和事物”结合起来。原本是地理学家的帕斯勒（Wilhelm Passler）应是第一个提及并讨论到关于绘制现代民间生活地图集的想法的人。这一令他毕生为之努力的想法，也体现在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即《老萨克森农民屋的地理分布》（Das altsaechsische Bauernhaus in seiner geographischen Verbreitung）。他的理论后来发表在了一篇题为“民俗学的地理学方法”（Die geographische Methode in der Volkskunde）的论文中，以及在《德国的民间地理》（Deutsche Volkstumgeographie）这本书中。他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我们所理解的民间生活，而是德语的作为一个整体的Volkstum（民族性格特征）：根据当时德国（1931）的政治倾向，包括地理环境、种族和文化影响。同时，帕斯勒他自己也绘制了一个样本：《下萨克森的民族特征地图集》（Volkstumsatlas von Niedersachsen）。 在民间生活中的现代的地理学方法可以被称之为用绘制地图的手段表现事物，因此是一种观察其区域环境和分布的方法，并得出一些可靠的结论。有一点必须得非常清楚：地图总是一种辅助性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它不是最后的结果，但可以是研究工作的理想工具。从某种程度上看，一本地图集的功能就像是一本得到很好的分类和整齐的排版的资料集。在绘制完好的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文化圈和文化疆域，也就是说，从那当中你可能会了解两个不同民众群体和地区之间的特征，或者是来自外群体和区域的影响及与他们的联系。为什么一些地区如此，为什么一些边界线对民众生活具有影响，而其他的一些却没有，这些都将不会在民俗地图中显示出来。在这一点上，就看你是否运用比较的方法，去在档案文献和历史资源中寻求帮助，或者尝试其他的研究方法。当然，民俗地图未必是固定不变的；也许在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但是通过添加一些有用的符号和附加的注解，地图便能够将所给出的事项的动态的历史发展呈现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那些地图策划家与设计者的灵活性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