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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说，吴文藻一直试图更好地完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他做了很多引介梳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的工作，邀请当时的社会学名家帕克、拉德克里夫-布朗等人来华讲学，以弥补前期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 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出发，英国1922年形成的社会功能学派被他认为”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潜力的一个学派“。因为他着重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 人类学教授王铭铭说，吴文藻坚信，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等同于欧洲整体。社会学的发展，应该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来展开。所以他并不盲从欧洲一家一派的学说，而是致力于发展中国自己的社会学。 1930年至1941年间，燕大的社会调查呈现出不同于此前的新面貌，数量达到50多篇，调查主题也越来越广泛，涵盖农村生活、风俗、宗教、犯罪、教育、经济、妇女儿童、宗族、疾病卫生等诸多方面。此外，吴文藻在1934年继任燕大系主任之后，不但大力推行导师制，而且在1936年至1937年间，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与欧美多所大学联系，为有前途的燕大学生申请资助，联系导师，送他们出国深造。 尽管王建民认为从严谨的学术角度讲，燕大社会学系应该还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流派，而是学派的雏形。但谢立中高度评价了燕大社会学派的意义：吴文藻等人后来形成的燕大社会学派在国外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曾被冠以”人类学的中国学派“之称。”这是我认为燕大社会学最大的贡献。“谢立中强调说，”更重要的是，燕大社会学派树立了一个样本，从此以后，许多中国的社会学家知道了该怎么样去做。“ 守节治学 曾经北中国的地下抵抗中心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纷纷内迁西南，燕大却选择留在沦陷区，此举一度令许多人颇为不解。已身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费孝通特地致函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认为这违背了中国政府关于阻止日本势力在中国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利用此事鼓吹中日友好，从而葬送燕大美名。甚至美国政府也要求在华平民迅速撤离，否则后果自负。 燕大也由于时局动乱，经费减缩而遭遇困难。吴文藻、张鸿钧、雷洁琼等名师相继离校，课程和在校生人数均大为缩减。但在中国教育机构悉数内迁，无力为沦陷区人民提供教育服务的情况下，沦陷区要么不接受教育，要么被迫进入日伪控制的学校，接受奴化教育。本来只有这种两难选择的沦陷区学子，因为燕京大学的坚守而有了新的选择。 燕京大学的坚守，为沦陷区学子提供了正常教育的机会，选择燕大就意味着不与占领当局合作，意味着拒绝奴化教育。燕大为解放区和大后方培养、输送了大批战时急需的人才，也提供了很多战争物资，成为北中国的地下抵抗中心。 但随着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燕大的”抵抗教育“戛然而止。当年的12月8日清晨，燕京大学睿楼地质课上，白发苍苍的教授刚刚把一张地图挂到黑板上，一阵刺耳的马达声划破了肃穆的校园气氛——日本宪兵驾着摩托车开进了校园。这出乎意料的场面，令同学们面面相觑。只有老教授镇定如初，继续授课，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直到讲完一个单元的内容才坦然对大家说：”同学们，再见了，多保重！“ ”我至今还记得宣布燕大被封闭的那天夜晚，我从女生宿舍二楼的窗户向下看到：日本侵略者肩扛长枪，刺刀在月光下闪着逼人的寒光，趾高气扬地走过……“燕大41级新生郑俊秀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心中默默地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本侵略者赶出燕京、赶出中国！“ ”当时燕大校长路致伟本人都被日本人抓到了监狱里。“王建民说。 1942年，燕大在成都复校，尽管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地区特点和战争环境也给社会学系学生实习活动带来困难，但成都燕大的四年在中国整个社会学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费孝通在其1947年所著《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一文中说：”抗战把以前门禁森严的大学疏散到了后方的乡村里，把以前可以终日和普通人民毫无接触的学者送入了破庙和农舍里。书籍的丧失和外国杂志的断绝，使他们无法在图书馆里去消磨研究的精神，再加上国家危急，实际问题的严重，他们无法不正视现实，把他们多年熟习的理论，在现实的人民生活中去求证实和否定了。于是在抗战前几年已经被一部分社会学者提出的社区研究，在这场合中，成了战时中国社会学的共同风气了……“ 这一时期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占据了重要地位，战时社会工作则对疾病卫生、儿童和劳工问题比较关注，在农村调查中还开始出现有关土改及新政权的新内容。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尽管这些调查在系统性及深度方面不及之前，但是一些学生在林耀华的指导下，研究诸如残废军人、精神病患者等社会群体或现象，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调适，丰富了燕大社会调查的理论背景，有其独特和可取之处。 抗战胜利后，燕大在北平复校招生。1946年，成都燕大也迁回原址与北平燕大合并。1952年，随着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燕大并入北大，燕京大学的历史至此告终。而此前一年，燕大社会学系已经先于燕大被撤销。同时，民族学系和劳动学系建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