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所以这样处理，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想法。首先，小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通常并不分家。事实上，中国社会学在建立之初，就与人类学天然的整合在一起，费孝通的名著《江村经济》就既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又是一部人类学的著作。直到今天，一些院所仍将社会学和人类学放置一起，如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因此，在中国，研究中国社会学史不应当拒斥人类学的相关内容。其次，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民族学也曾有一阶段（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与小社会学划分得不明显。其主要原因是，1953年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后，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被分配到民族学院（系），搞民族调查（如费孝通、林耀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大学）。他们没有研究纯社会学的条件，于是只能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民族问题，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纯社会学研究的学术生命在这一阶段中止了，却意外地将社会学运用在了对民族特别是对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学的研究之上，并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因此，把中国社会学家对民族社会研究的内容，特别是1953年院系调整后，社会学家对民族研究的关注纳入社会学史的范畴，符合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再者，之所以不把人口学和民俗学放置在社会学史的框架内，也是国情使然。在美国，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联系非常紧密，人口学家往往也是社会学家。但在中国，人口学虽然属于大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但一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在1953年院系调整时，人口学虽受牵连，也并未被完全取消（如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即被保留，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成立人口教研室）。而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民俗学的研究力量通常来自于中文学科中民间文学专业，研究者的出身专业也通常是中文（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科带头人钟敬文来自于中文学科，自然其培养的力量多分布于中文学科），直到近些年来，社会学、民俗学之间才有了更多的联系（以郑杭生为例，近年来曾多次应邀参加民俗学研讨会，并发表了《促进民俗学与社会学的合作》、《中国民俗学界的一部争气之作》、《谈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民俗学的关系》等文章）。因此，我们的意见是，研究和撰写中国社会学史，首要是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学科的客观状态，可以从当代学科相互交融的角度，把民俗学纳入社会学的视野。此外，社会工作的学科历史也是中国社会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由是，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开拓者基本上是社会学家和学者，通常其学科的设立也是划在社会学学科之内的。 三、对待中国社会学史的态度和治史原则 研究社会学史，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治史原则。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强调了治学术史的四条原则，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 [4]（P55）可以说，这一语点出了治学术史最为重要的一般性原则。在笔者看来，面对中国社会学史这一特别的对象，以下几点治史态度和原则值得进一步强调。 第一，尽可能客观地揭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程。对于历史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一直有所争论。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学者认为历史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学者的任务是对这种真相进行还原；而在认为历史是主观的观点看来，个人可以主观性地对历史材料进行剪裁和梳理，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笔者看来，历史是客观和主观的集合体，对历史的解读是主观的，但所发生的史实却是客观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在解读历史方面可以有主观性，但对于客观史实，则要尽力将其准确地描述出来。之所以没有把话说满，只说是尽力，这是因为，如同绝对真理只能被不断接近一样，受制于种种原因，或研究条件（如史料、回忆人的记忆偏差）、或外在环境（如当时的社会环境），或主观因素（如学者间的不同观点冲突及矛盾），每一本学术传记还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学术史要写成四平八稳的文章不算难，但要真正写得有味道，有含量却很不易。写一个人的回忆录尚非常困难，写一门学科的“回忆录”，其难度之巨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社会学史有幸福史的历程，也有坎坷史的经历。笔者认为，治中国社会学史，一定要努力将历史重现出来，这样做虽然困难很大，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矛盾或问题，但一定要有这样的努力方向。至于当前能够涉及一些历史矛盾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关于一些敏感的矛盾问题，也要从实际出发，并以促进中国社会学界的和谐团结为底线。 第二，超越偏见，网罗、综述各学派学术观点。郑杭生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弘扬学派，提倡“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在为《郑杭生社会学历程》所写的自序中，郑杭生曾经提到，当年因非典所困，他在华中师范大学题写了八组三十二幅题词，以与大家共勉。其中有四幅题词涉及了作者对学派和宗派的态度：“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派支撑：习思勤精、范式遂现、疑辩勉诚、学派自成；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派导向：学派之争、与人为善、切磋琢磨、推进创新；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宗派拒斥：宗派之争、与人为恶、攻击中伤、阻碍学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派氛围：多学少宗、良性互动、思想活跃、氛围融融”。在当代中国社会，从现实情况来看，还不可能完全做到完全抛开门户之见，但是，多些学派的努力，则确是应当坚持的。学派与宗派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学派倡导相互平等的交流，不拒外，也不进行人身攻击；而宗派则是拒外的，要么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要么对他人的成果一概不闻不见，或故意视而不见。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还要注意全面性，特别是绝不要主观性地剔除一些东西，或对其视而不见。之所以对此加以强调，正因为在中国学术界包括社会学界还存在这种现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欣赏别人的研究和成果，既是一种学术勇气，更是一种学术气度。 第三，科学揭示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不足。研究中国社会学史，自然要总结中国社会学的优点，把中国社会学的优势成就比较准确地概括出来。但也不能唯尊者讳，忽视中国社会学的不足。对于中国社会学的不足，中国社会学史应当将其放置于一定的位置，并同样给予相对准确的概括。只有这样的研究和评价才是比较完整的，才具有可信度和有效性。当然，应强调指出的是，揭示中国社会学的不足之处，重点不在于指出某一社会学家或某一研究成果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要认识、辨析、厘清在这些不足背后的因素。社会学研究一直强调要见森林，而不能只见树木，要从社会整体的视野而不是个人的视角去分析现象和问题。马克思指出，人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治中国社会学史更不能忘记这一点。因此，认识人的不足，不能仅仅在个体上找原因，而要从社会结构的构成演变条件机制中去寻找，只有这样，找到的原因才是反映本质的，才有可能在进一步发展中加以避免。总之，这需要有一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才能真正对中国社会学负起应尽的责任。 四、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使用和挖掘 郑杭生曾将百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轨迹概括为“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十六字。其中，“开发传统”中的传统既包括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传统，也包括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回顾中国社会学史，既是对历史的一种了解，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推进。对于如何把握中国社会学史的使用和挖掘，在笔者看来，有几下几条路径： 第一，从已有的成果中寻找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和方法。中国社会学的许多学术前辈既受过西方正规的社会学学科训练，又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切的感知，他们穷其一生经历来认识中国社会，并力图改造中国社会，因而积累了大量认识中国社会的独特方式和方法。正因如此，单向度地阅读前辈社会学家的成果，或许并不能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但若将这些成果置于中国社会学史中，置于社会历史进程的长河中，则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些成果的钥匙。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前辈学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进行研究的，这些研究又是从哪些方面入手，切入对中国社会认知的。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解剖中国基层社会的代表之作，也被认为是认识中国的必读著作。但事实上，如果将其放置在当时社会现实的背景中，可以看到，《江村经济》的研究出发点并不仅仅在于学术，作者之所以会提出相关问题，会选取乡村工业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包含了作者对中国城乡转型现实逻辑的深层理解，以及以农村工业兴国富民的愿望。因此，对于《江村经济》的解析，我们要认识到，作者指明的是“乡村工业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牵一发动全身的关系……中国经济的转型最终仍将落实到中国乡土工业的发展这一关键环节上来”[5]。这种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方法，是国外学者难以体会的，也是我们从国外学术著作中不可能发掘的。中国社会学的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对中国社会独特性把握的鲜活案例。 第二，从学术前辈的成果中发掘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中国前辈学者的许多成果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因而能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毛泽东于1925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试图回答中国阶级的分布是怎样的，其内在的根源何在，与当时的社会矛盾存在怎样的关联，这些问题后来直接成为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再如，1980年代费孝通的《小城镇 大问题》提出了中国在社会发展转型背景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是走大城市道路，还是小城镇道路？农民是“离土不离乡”，还是“离土又离乡”？他指出，小城镇发展道路是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虽然有学者并不同意这条道路）。这都是面对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的大问题、真问题、好问题。应当说，前辈学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有的已经被解决，有的因为社会变革，其重要性不再显现，但还有许多问题，前辈学者已开题，破题，但至今并未被完全解决，甚至还有一些问题只留在前辈学者的著作之中，需要有我们去再度挖掘。渠敬东近来提到的一则案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分析里，很少见到‘礼’这个中国传统上最核心的概念，对这个概念弃之不用，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研究中很大的悲哀，‘礼’在中国社会现实运作中起的重要作用，往往会因为不使用这样的概念工具来分析，所以得不到确当的把握。李安宅先生解放前早就做过《〈仪礼〉和〈礼记〉的社会学研究》，今天的社会学家却忘得一干二净了”[6]。显然，我们确实需要在中国社会学前辈的成果中发掘面对中国现实的大问题、真问题和好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