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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大多数工业产品都是由乡村手工业者和半专业化的乡村家庭生产。生产技艺掌握在初级生产者手中，他们通常在亲属纽带或共同居住的基础上形成合作组织。有关技艺的知识是经验性的和默会的，包含在手工业实践者的身体中，内嵌于社会关系、自然与人造环境中。自20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和现代精英们试图打破地方的“知识垄断”，并且与生产者争夺技术控制。1949年后，技术由农村的初级生产者转移到了城市管理精英手中。然而，当乡村民众被去技能化之后，真正被带走的是什么？它发生自何处？当我们说技艺是“具身的”和“内嵌的”时，是什么意思？它们是怎样成为“非具身的”和“非嵌入的”？真正的技艺究竟在哪里——在手工业从业者的手中头脑里，在社会机构中，还是在国家技术再生产的标准和规范框架里？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四川省一个有着熟练造纸匠的社区为田野调查点，考察当地人在去技能化时期之后，重建手工造纸业的过程，以及在技术再生产的基础上修复社会组织的过程。 ［关键词］人类学；手工技术；情境知识；手工造纸；雅各布•伊弗斯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2－0001－10 所有经济行为都需要技术，然而，技术却是一个很难明确定义的概念。它被多样化地描述为带有强烈的个人特性，但同时又非专属个人，而是属于社区或网络的财产；它被描述为一项基本社会事实和一个缺少有形实体的构想。一方面，技术是一种“具身的”（embodied）知识，要求长时间地实践，融于从业者的肢体和感觉器官中。另一方面，它“内嵌于”（embedded）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从业者所在社区、社会等级制度与分工假设得以再生产。技术这一概念作为“具体的”和“内嵌的”通常可以交替使用，尤其是将手工艺者和农民默会的、经验性的、情境依赖性的知识与科学家或工程师掌握的更为抽象和明晰的知识作对比讨论时。①然而，假如我们把技术看成是“个人知识”（个人从业者的一项贡献，并且永远寄宿于身体内），需解释技术是如何内嵌于社会，即技术如何在从业者间共享和跨越时间进行传承。［1］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把技术视为根本上存在于社会交往中——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存在，而非存在于个人的头脑或身体里，我们需要思考它在语言或社会实践中的精确位置。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大多数社会基于真实的或观念的能力进行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当技术作为文献中的去技能化呈现（deskilling shows）时，它就成为了一种被争夺的对象——当然，在讨论技术如何被剥夺、降级、或者毁坏之前，我们应当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什么是技术以及它位于何处。还需要完全确认，我们处理的是某种程度上的非语言实在，还是难以把握的建构。正如女权主义历史学家们早已指出的，技术工作与非技术工作的区分，通常更关乎由谁去做而非该工作所要求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技术”几乎等同于某种所有权，通过强势群体（男性、会社或白人）掌控特定的生产过程，而排斥相对弱势的群体（以女工和移民工人为代表）。② 在四川省夹江县手工造纸的案例中，我将从不同的维度对技术进行讨论——个人的和社会的、具身的以及修辞建构型的。夹江造纸可以上溯至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70年代被彻底废止——不是因为这一产品被取代或失去市场，而是国家决心发展城市工业，从而压制乡村手工业。我的研究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此时手工纸需求的激增带来了新的繁荣期。在这期间，夹江山区的人革新了作坊，重建了造纸技艺，并且修复了支撑这一行业的社会组织。大部分讨论将聚焦于一个特殊的行为——通过建立一座纪念碑来正式重建作为造纸技术集体“所有者”的亲属群体——以及该行为对夹江造纸业的意义。不过，我将从回顾这个行业的近代史开始。 一、国家体制与去技能化 一个可追溯至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传统观点认为“劳动退化”（degradation of work）与资本主义的进步相联系。③然而，一些剧烈的大规模去技能化案例却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背景之下。由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马列主义指导下的苏联和中国通常在现代工厂能生产替代性产品之前，就试图废止分散的、非机械化的手工业。意识形态上，由于手工艺人可疑的阶级属性，他们总是遭到怀疑：正如列宁所说，同样也在中国经常被引用，“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④非机械化生产受到质疑，还因为它象征技术落后，被视为国家被西方和日本击败的根源。此种观点被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于中国的另一种观点所强化，即现代经济由两个明确分离的部分组成，其一是农村和农业，其二是城市和工业。⑤工业属于现代的、城市的、受国家控制的部门，不应该掌握在农民手中。 1949年以后，同其他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根据居住地在农村而非其职业，夹江槽户被归类为农民。这种划分起初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然而国家急需纸张，导致在缺乏现代造纸业的四川省，只能转而求助分散的乡村作坊。20世纪50年代，纸张同粮食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政府专卖，槽户们逐渐被隶属于国家粮食局的管辖之下。由于难以容忍这种“半工半农，分散落后”的生产，县政府开始将当地人按“工业的”和“农业的”进行人口划分。“技术”人员（以青壮年男人为典型）加入领工资和粮食配给的集体作坊；“非技术”人员（妇女，老人和小孩）被编入农业生产队。连续的重组削减了享受粮食配给“工业人员”的数量，“工业人员”从1951年占全县人口的43％下降到了1958年的1．4％。尽管这些新兴职业优越者的数量在减少，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却在增长，直到他们获得的工资和粮食配给是农业人口的两倍。 集体化及随后大跃进时期（1958～1961）的政策和沉重缴粮负担，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仅夹江一县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全县总人口的13％。山区大量非农业居民长期依赖从平原输入的粮食，此地区的死亡率最高。当粮食供给崩溃时，饥饿随即而至：1959年，仍有谷糠可以吃的人就算幸运；1960年，人们将玉米棒和树皮磨成粉来吃。饥荒结束时，一些乡镇失去了40％的人口。与平原农业区损失4％的人口相比，造纸业区人口的整体损失达24％。 饥荒过后，政府认为在现有安排下，乡村造纸业以及其他本地工业不能得到充足供给，决定取缔。“吃国家粮”已成为城镇人口的特权，那些居住在乡下却仍然依靠国家粮食配给的人则被指控是“吃昧心粮”和“半边户”（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农户）。为了自给自足，槽户们砍掉竹林，在山坡种植玉米和甘薯。在一些地区，收入下降了50％之多，槽户们从原本相对舒适的生活迅速跌落至勉强维持生计。至1977年（政策开始扭转时），只有在那些土地贫瘠无法耕作的乡村，造纸业才得以幸存。石堰村是其中之一，我的大部分田野调查正是在那里进行的⑥。 (责任编辑：admin) |